我国一直把“能效提升”作为一种新的能源来对待，因而对于我国的能源战略而言不管从供给侧还是消费侧，“能效提升”都起到相对重要的位置。虽然，社会各界对“能效提升”取得了一致性的认可，但是现实中我们却发现一个相互矛盾的事实，即“企业明明知道节能可以降低成本，但是却不愿意花大力气去节能”，这被称之为“能效悖论”，这也成为困扰学术界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学术界不管国内还是国外都认为中国“能效提升”的关键障碍是技术问题，因此有大量的研究基于这样的前提假设纷纷开展了技术推广的障碍研究。例如，在主要的高能耗行业火力发电，钢铁，水泥，交通与建筑都有针对一些技术推广障碍与应对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多为中国的技术基础不高，相关技术人员能力不足等是中国能效提升的主要障碍。甚至在国际上，表征能效水平的指标例如碳生产力，能耗强度等关键性指标甚至比埃及、印尼、巴西、印度、泰国都要差，这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这种结论是否是真正的原因。在本人接触的很多美国学者更是认为中国技术水平确实不行，中国当前的主要工作就应该是能效提升技术的普及与推广。

    经过我的调研与观察，我认为中国的“能效提升”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管理问题。中国于2013年陆续启动碳交易市场试点的工作，纳入的基本是高耗能的企业。碳减排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由于碳减排约束成为各地政府的一个硬性的考核指标。因此，各个纳入碳排放交易的企业为了应对这一任务，纷纷加强了本企业的能源管理。本人调研了武汉市纳入碳交易的近10家企业，这些企业年能耗水平在2万吨标煤以上，意味着如果这些企业能耗成本在全部成本中是较高的。节能更能够给企业带来利益。即使这样的企业，虽然都按照国际或者国内标准建立了能源管理体系，也得到了相应的认证。但是，经过我深入的访谈，可以发现很多企业只是建立了能源管理体系，但是没有让能源管理体系真正发挥作用。例如，很多企业并没有专职的人员对本企业的能耗水平进行定期的跟踪与分析，还有企业连企业自己是按照容量缴纳电费，还是按照需求缴纳电费都不是很清楚。也没有对生产按照峰谷平进行科学的安排生产。我再进一步问企业相关管理者，他们认为建立能源管理体系是为了投招标或政府的要求来做的，他们认为能源管理给企业带来的收益远小于企业投入的成本。这让我想起曾经在浙江建德市调研的一个香料企业，由于本地质监局局长长期从事能源计量工作，并且是该香料企业老板的朋友，在其一再的建议下该香料企业开展了能源计量与能源管理的工作，在该局长的帮助下经过1年的努力，该企业一年后能源节约带来的收益近200万，这样的结果让该香料老板都感惊讶。我们调研的武汉神龙汽车，由于压产的约束，他们自身开展了内部挖潜的工作，经过三年在能源管理系统的工作，节约成本约3000万，而他们的利润每年才1.6亿元的水平。这些例子都反映出来一个事实，中国能效问题应该是管理问题，而非技术问题。私人企业应该对成本比国企更敏感，而中国私人企业也并没有变现出在能源管理水平比国企高。在随后的调研中，我就此问题问了几个私人企业的老板，他们首先的观点与国企的管理层差不多，认为能源管理投入的成本大于收益。此外，他们认为他们的技术水平低于同行国企，连国企的能耗水平都降不下来，他们更不可能有更好的能效提升。

    我想这就是中国能源管理水平的现实，也充分说明了中国能效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理问题。在既有硬技术水平保持的前提下，中国如果把管理水平提高，可以给中国能效提升带来更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