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逊夫人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科学，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该学科最广泛应用的定义，但《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指出“理性选择”比稀缺更加基础。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是假定所有的决策者，包括政府、企业家等，在需要做选择的时候会根据所要达到的目标、给定的资源下可能有的选择方案来选择该决策者认为的最好的方案的，也就是理性选择。根据ISO2000的定义，“质量是一组固有性能满足要求的程度”，其本质也是一种选择，自然成为经济学的基础。从供给端来看，生产者根据市场的需求变化，理性选择生产方案生产“固有性能”以期达到利润最大化与生产成本最小化。从消费端来看，消费者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与偏好进行“固有性能”的选择，以期达到自身效用最大化。消费者理性选择成为牵引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但随着产品与服务的丰富与多样化，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度在不断的增加，在我国国内产品质量信号显示度不高的前提下，由于“德国制造”、“瑞士制造”、“日本制造”等质量信号的吸引，我国消费者理性选择的表现就是选择海外消费。这直接导致我过海外消费数字节节攀升，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海外消费从2010年的540亿美元上涨到2016年的2610亿美元。消费结构从高端奢侈品转向了一般日常消费品，日常消费品的比重逐年递增。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也可以发现每到中国的节假日，国人爆买全球的新闻不绝于耳。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第一，我国质量消费体系的变化速度高于我国供应体系；第二，我国消费者从主要对价格敏感开始转向主要对品质敏感；第三，我国目前市场上的质量信号显示的不够充分，不能有效帮助我国消费者进行理性的选择。那么，相应地我们现在需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生产者应主动适应我国消费者的质量观。随着我国95后、00后成为我国消费主力军，95后与00后的质量观逐渐成为我国主要的质量观，这与80后，70后以及60后的质量观存在较大的差异。40岁以上消费者对日常消费品的质量观依然停留在“固有性能”不断提升上或者是一个产品质量好不好，根本是商品是否物美价廉亦或经久耐用。而95后或00后的质量观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更崇尚“快时尚”，以电子产品而言，他们更换的频次远高于40岁以上的消费者，他们可以把仅仅用了2,3个月的次新手机作为二手产品卖掉，再加上一定的钱去买最新款的手机。而对于生产而言，就必须主动适应这种消费群体质量观的变化，不断缩短新产品的周期。那么，企业的新产品周期与主流质量观的更替周期越接近，那么企业向市场释放的质量信号会更有效，也就会形成更有效的信号传递。

    第二，理性看待“质量”与“价格”的关系。虽然中国的消费者对产品的敏感已经从主要对价格敏感转向主要对品质敏感。对于生产而言，应该理性看待此问题。消费者是在相同的质量水平上来比价格，如果产品的质量与同类产品质量相比较低，即使你价格低，消费者更偏向于选择价格高的高质量产品。同样，在相同的价格水平下，高质量的产品必然成为追逐的对象。而对于质量而言，并不仅仅的停留在“固有性能”这种客观指标上，更多地可能体现在满足要求这种主观指标上。这需要企业应主动向自己的消费群体传递自己产品的质量信号，来保证消费群体的稳定性。例如，通过更高品质的质量认证，通过更为严苛的比较试验，通过企业社会开放日活动向市场传递企业的质量水平等等。

    第三，供给有效质量信号帮助消费者理性选择。中国消费者海外消费的主要原因无外乎源于对国外市场产品质量的信任。主要是对国外市场质量信号的信任。而这也是我国最为当前最为短板的地方，例如没有最够丰富的质量第三方技术机构向消费者提供质量信号的供给服务，没有权威的质量认证机制，标准体系不能充分显示产品质量的差别等等。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改革让我国的质量信号得到进一步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