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对建国以来对外开放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一般都聚焦于这一历史发展进程的其中某一个阶段。有少量研究分析了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的对外开放经济政策。在建国前夕的1949年7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提出要与西方商人维持贸易往来并争取苏联等国家的援助，这后来作为一种实行“内外交流”的基本国策，是建国初期“四面八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连心豪（1994）通过回顾建国初期的对外经贸政策，指出当时我国领导人也充分意识到要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的必要性，而薛荣久(1999)也认为在1949到1978年之间，由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论述和国家文件体现的贸易理论和政策属于国家统制型的保护贸易类型。李德刚（2005）认为周恩来在建国初期的对外贸易工作中提出了坚持平等互惠和坚持按照国际市场定价等原则。叶明勇（2015）分析了陈云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对外贸易陷于困境的时候，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方针，并有效支持了国内生产和国民经济建设。

　　更多的研究聚焦于分析1979年之后我国的对外开放经济理论和政策。刘庆林（2004）认为1979年开始的对外贸易制度改革,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并指出国际环境的变化是我国对外开放制度变迁的外在推动力量。杜荣（2009）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以20世纪90年代初和2001年正式加入WTO为节点分成不同阶段，他认为在不同阶段之间的转换体现了持续的理论和政策的转变和创新，而这进一步为几十年来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和新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傅钧文（2010）认为这一时期我国的对外开放经济政策逐步走向成熟，这体现在指导理论和思想更为科学，建立了对外经济交流的法治基础，外贸的管理更加规范和有效。但同时，他也指出，当前的对外开放经济存在可持续性、缺乏核心竞争力和技术水平低下等挑战和瓶颈。董腾（2019）认为面对这些挑战和问题，必须加快转变对外贸易结构、加快转变对外开放经济的发展模式、以实现新时期对外贸易更高质量的发展。

　　现有关于对外开放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集中于分析其中的贸易政策，对对外开放的历史背景、具体政策的特征，以及技术和援助等不同的对外开放经济政策类型缺乏研究。此外，现有研究更大量集中于1979改革开放之后的对外开放经济政策研究，对此前的历史时期的研究相对缺乏，更没有从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角度对这一发展过程和其中的转变进行理论提炼和总结。现有研究的时间阶段划分较为粗略，对1979年之前的这三十年往往作为一个时间段，而对后面的四十年划分为多个阶段。这种划分方法的原因主要是对前三十年的对外开放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存在明显不足，没有看到这段时间中的变化和不同时间段的特征。结果就是，对前三十年的对外开放的整体内涵和发展的概括较为粗糙，甚至存在一定的缺陷。再者，现有研究没有分析2008年金融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贸易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以及全球价值链这一新的全球生产、分工和贸易模式对我国对外开放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对现有理论的冲击。

　　在当前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之下，加强对对外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尤其是面对各种所谓的脱钩言论甚嚣尘上，更要保持理论的定力，坚持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给我们提出的正确启示，少走弯路，避免不必要的波折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