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谈“质量与体制”

    近几天，去了一趟四川，除了给四川泸州市委中心组讲课之外，还跑了一些企业，尤其是有代表性的酒类企业，进行“标准化体制创新”的课题调研。
    调研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酒类企业对于出任某一项国家标准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TC）主任委员单位的职务，特别的积极，也特别的敏感。白酒TC到底设在哪里，由哪家企业的负责人出任TC的主任委员，其情节听下来简直就像一部精彩的小说，目前的格局是：国家白酒的TC设在中国白酒领域的行业协会，然后分别按不同香型，又在几个不同的企业设了分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SC）。以前的设置并不是这样，而是准备将白酒的TC设在茅台集团。但是，当年这样的设置预案，遭到了多个知名白酒企业的抵制，甚至惊动了这些企业所在地的省级政府，到中央主管部门进行陈述。最终的结果，当然充满中国人的智慧，就是几个不同省份的知名白酒企业，分别承担SC，而将TC设在了利益更为超脱的国家行业协会。
    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我这次去调研的这家企业，对于SC所在的另一家企业，也认为有问题。因为另一家担任SC主任委员的企业，由于都是同样香型的酒类企业，至少在对市场的观感上，对消费者而言，担任SC主任委员的单位，自然在质量上会更有知名度和信用度一些。正是因为如此，我所调研的这家企业和所在地的政府，又提出来要成立另外一个白酒类型的标准技术委员会。
    对于这家企业想“另起炉灶”，我十分的理解。因为，有些企业即使只是参与了国家标准的起草，都会在广告中特别予以标明，深圳宝安机场就有这样一幅大的广告，在产品名称之下，就只有一排字“国家标准起草单位”。那就更不用说，如果是国家某项标准的TC或SC，就拥有了更大的市场优势，即使不谈利用这种优势打击竞争对手，就是这种优势本身，对竞争对手而言，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为，TC和SC如果放在企业，那实际上是将公权给了某一个只应有私权的企业。
    为什么一个具有隐含的公权力的组织会放在企业呢？理由是：标准的制定要反映技术进步的前沿，要体现这一行业的业务特性，谁最符合以上的这些要求呢？那当然是企业，尤其是这一行业中知名度最高、市场份额最大的企业。这一理由本身从技术上说没有问题，似乎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判断。但这一判断在实际运行中的问题在哪呢？我们先暂且不表，还是继续讲另外一个故事。
    我这次去四川，还到成都高新区做了调研，被调研的企业中有一家是做建筑幕墙粘接剂的，其技术不仅在国内是领先的，在国际上也是先进的，而且该产品的国家标准就是这家企业为主参与制定的。我问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争取将该项标准的TC放到本企业来，而是设在了一家研究院所？该负责人告诉我，如果设在本企业，那是不公正的，可能会更多的反映本企业的利益，而不是行业利益。我再接着问，标准的制定不是需要反映行业先进的技术和动态的共性特点，而那家研究院所并不具有这一能力，那不是它不具备承担标准制定的技术水平吗？他非常淡定地告诉我，那家院所实际上就是个秘书，能够在程序上公平地反映我们这些企业的意见就可以了，迄今为止，并没有影响标准的技术水平。
    答案已经出来了，那就是，标准要反映一个行业的技术前沿，或共性特点，其TC或SC作为标准的一个技术组织，并不需要设在这个行业最优秀的企业中。恰恰相反，无论有什么样的技术性方法，都绝对不能避免作为TC或SC的企业，在其中谋取个别企业的利益，或利用其力量，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从而导致行业的共同利益可能在标准制定中不能得到公正的反映。
    公正由何而来？标准TC或SC的分析告诉我们，来自于制度的科学设计，这一设计的核心，那就是不能容许任何一家利益相关方的企业，利用公权来获取一己之私。制度的科学性，取决于对各利益相关方的平衡机制的设计，那就是能公平地反映各家不同企业的利益。然后通过精密的程序设计，包括诸如召集者的权力、投票的规范、结果达成的规定等，来体现尽可能具有公约数的行业利益。
    因而，要真正使我国的标准反映行业的共同利益，那就要改变TC或SC设在某家企业的制度安排，TC或SC只能设在中立的第三方，并不需要这家第三方具有什么了不起的行业特点，或技术能力，只要它能公正地反映行业利益就可以了。
    最后，推荐大家去学习一下美国宪法制定过程的案例，看看这部至今都非常科学的宪法，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在整个制定过程中，华盛顿几乎是一言不发，因为作为制宪会议的主导者，他的主要职责，就是通过程序的把控，来反映当时来自于各个不同州代表的利益。华盛顿实际上就是一个“秘书”，但正因为有这位“秘书”，才有反映不同州利益的宪法的公正性。
    制度的公正性，不是来自口号，而是来自于精密的程序设计，特别是对这一程序运行予以保障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