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季节又到了。十月的前两周，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地区正在经历入秋以来的第一场大范围雾霾。当城市居民笼罩在灰蒙蒙苍穹下之时，中国大地上也有这样一幅画面：农民在收割后的玉米地里焚烧秸秆，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从1999年开始明令禁止焚烧秸秆（《秸秆焚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自上而下尤其是县乡村三级党政机关，年年开展秸秆禁烧宣传，年年开展秸秆禁烧整治，年年处理基层干部，却仍收效甚微。河南为打击焚烧秸秆，频现雷人标语：“飞机已经上天，地里不准冒烟”“上午烧秸秆 下午就拘留”“烧谁罚谁 谁烧罚谁”。然而农民仍然“你不让我烧，我晚上偷着烧”，越禁越烧的现状暴露出我国政府公共治理理念和方法的一些问题。
    首先得承认任何人都是理性的，农民也会算账，也会遵循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办事，与禁烧干部的“躲 猫猫”游戏其实就是一种利益的博弈。在博弈中，如果能有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使行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实现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这一制度安排，就是“激励相容”。也就是说，想让禁烧政策取得预想达到的效果，必须让农民不想烧。如果焚烧秸秆带来的收益弥补不了其带来的成本或者收益的损失，亦或不烧可以带来更多的收益，则农民自己就不会烧，也就形成了激励相容的局面，既符合农民自己的个人利益，也满足了公共的利益。
    而现实情况却是：不烧，则无法腾地，种下一茬庄稼，损失巨大；而烧，也就费一根火柴的事，很难被当场发现（当然即使被发现处罚也不重，这就涉及中国乡镇政府执法权的设置问题了）。当然，还有其他方法可供选择。其一，老办法，运回家作燃料。这在社会发展极其迅速的农村家庭，已有替代燃料和饲料，秸秆无经济利用价值。其二就是秸秆还田，这又需要粉碎和深耕两道工序，增加了成本。其三把秸秆运走卖给再加工企业，而现实中，一车秸秆只能要价10块钱，还要花运费、人工。综上可以看出，烧是农民在现有条件下最优的选择。这个最优选择既不会因为大众对其污染空气的谴责而改变，也不会因为乡镇政府的某些标语而放弃。
    再观目前的禁烧措施，从那些标语中可以看到，蹲点、围剿、罚款、拘留诸般手段齐上，乡镇行政干部、派出所民警、当地干警官兵枕戈旦待，大量的人力物力撒在了浩荡农村的地上。行政管制仍然是众多政府监管者首先想到的，并容易被大量使用的规制方法。它带来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其一，行政管制，诸如罚款、拘留等，易产生有损程序正义的法制原则，毕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只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对焚烧秸秆行为拥有执法权，处两百元以下罚款。其二，不符合现代政府成本——收益原则。从当前禁烧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政府监管成本远大于获得的收益，亦或者什么都不做反而比之当前更好，毕竟公共财政和公共资源的耗费也是关乎公共利益的。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越禁越烧的秸秆政策对监管者的启示是值得思考的。监管的目的不在于抓，你好我好的局面是最想看到的，关键是理清主体的利益均衡所在。在具体的监管手段上，经济诱导手段和法律手段可以被运用，比如扶持鼓励秸秆回收利用产业发展，形成下游产业链，有加工，有收购，最终实现有价值的利用，比如加强技术改进，降低秸秆还田成本，让农民不舍得烧才是最终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