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于今年暑假参加了武汉大学质量院组织的CEES回访活动，本人去的是广东揭阳，走过了很多中小企业，期间大多数企业谈到在当地招不到员工，年轻人大多数都往外地去了，不愿意留在家乡做这类工作。当然需要较高学历的管理职位也就更难以招到员工了。

    我国之前的35年（1980-2015）的高速增长很大一部分依赖于我国的人口红利，也就是得利于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当然有的地方也并非那么严格，同时也有一些别的因素造成了我们经济的增长）。上世纪70年代推行的一胎政策直接导致了我国的抚养比非常低，这直接为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大量的人口红利。

    当然，这也并非是全部，在魏老师的一篇对中国经济的梳理之中，他提到了人口性别所造成的额外的经济增长效应。当然，这不代表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发展。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未婚人群中的男性是略大于女性的，表示了很大一部分男性或者男性的家庭需要做出更加努力的工作或者一些其它直接导致了GDP上升的行为，这样才能够让男性来获得（或者说“赢得”）女性的青睐。如魏老师所说的那样，这不是一个自然的且最优的增长路径，因为存在男女比率固定不变的事实。

    但是人口红利并不是无休止的，当初过低的抚养比目前来看确是一个极其不利的因素，就如管理学中链式连接一样，为了应对眼前的问题而刻意改变当前固定的模式，一旦过量的话会对未来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当代工作的人变少了，这就是目前的状况。同时，二胎政策的开放更进一步的导致了抚养比的上升。我们当初人口红利的优势目前看来几乎荡然无存。

    现在我国经济正在逐步放缓，可以说进入到了国际上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资本消耗型的经济无法继续支持我国高速的增长率，是否会下滑到停滞，目前还无法作出结论。但是可以说的是，无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话，国家是无法跃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的就是技术创新，当然包括了产出效率的提升等一些并不直接涉及产品创新的方面，但最终都需回到产品创新，因为只有创新是没有边际收益递减的。

    最近一直在思考，我国这么多的房地产企业，逐步兴旺的娱乐企业等，它们的确拉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但是这些都像是在砖头上面多刷几层油漆一样，如果砖头没有增加的话，表面的油漆不能让这栋大楼继续往上长，类似于所谓的泡沫经济。美国最近几年不断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就是为了防止这个。一个国家的增长之源永远都在实体经济的创新，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指实实在在的技术创新，如电脑的技术，建筑建造的技术等一系列最直观的技术提升。当然这里的直观也不代表看得见，例如光谷的光纤维就是一种技术的创新，你看不见它，它却直接让你的生活更加便利，让社会享受到了更大的福利。这也是为什么我十分敬重做科学研发的人员（例如光谷的科研公司）的原因。社会需要踏踏实实的创新，创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