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学术动态
2009年第7期（总第52期）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编 2009年3月18日
3月18日上午8：30，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在人文馆南厅举行了2009年第7期（总第39期）“珞珈质量双周学术论坛”。本次论坛邀请“武大名嘴”尚重生教授做了题为《从三鹿事件看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演讲，来汉参加广西质监系统宏观质量高级研修班的全体学员参加了本次论坛，现将论坛主要内容整理如下：
从三鹿事件看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主讲人：尚重生 武汉大学教授
尚重生：
首先请允许我表达对广西质监系统各位领导的尊敬，因为质检工作也比较繁杂，能够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到武汉大学有这么个学习的冲动和愿望是值得我们大学老师、知识分子尊敬的。知识工作者和质检工作者接触较少，这种结合是非常必要的。这个变革的时代对我们每一人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处在历史上没有的变革的时代，事实上我们要终身学习，终身学习的能力太重要了，这也是我一再重复的。马英九在520就职演说时的一段话，一是要有健全的人格；二是公民的素质，要知道公民的义务和权利所在；三是要有国际化的视野；第四是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才能往前走，才能避免一些不应该出的问题，我认为表达的很好，我铭记在心。
这是对大家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其次我要说的是宏观质量管理，我叫它为质量社会学，因为它包含的变量很多是一个浓缩了文化、制度、道德、信仰、技术等等无数的变量，它是个浓缩点，涉及到无限的变量。所以，我们对宏观质量的解析一定要有宏阔的视野、要有哲学的高度、要有社会学的方法，要有知识的多元和交叉，这样来解析的话比较客观，比较接近事实的真相。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2008年我们出过大事的。2008年出了“三鹿事件”这个悲剧事件，这个在国际上闹笑话的，全国人民喝的牛奶里都有毒，长达5年的时间里往牛奶里掺毒，早就是一种潜规则。难道是我们国家没有制度么？难道说我们的领导没有把食品安全放在重要的位置么？难道说我们的质检工作者没有认真工作么？我觉得不是的，以三鹿奶粉这个标志性的事情说明我们国家的宏观质量管理背后肯定有深层次的问题和原因，像原来那种搞法早晚要出大事的，很多学者早就指出，说明了宏观管理有深层的意义，如果在宏观质量管理方面不进行探讨的话，早晚出大事，这是必然的，就看在哪一天了。甚至我们在制度创新方面，在文化建设方面不做努力的话以后还要出大事，就一些本该避免的事情，它出现了。
我个人以为宏观质量管理涉及到以下几个变量：文化缺失、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严重不足、潜规则问题、落实的危机、没有法制基础上的游戏规则、用不上新闻媒体的作用、从上至下的机构设置，宏观质量管理在重大变革的背景下，变革的时代社会角色的紊乱。良性社会角色是规律和健全的，目前是个变革的社会，乱象丛生。
1、对人生命的蔑视
一个正常的文化，有道德底线的社会，不管是什么宗教，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对人的生命是有敬畏感的，这是一个正常社会必须具备的。如果说在一个文化系统中，在信仰当中，对人不敬畏了，对生命不敬畏了，还有比对生命不敬畏更胆大的么？我觉得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它的文化里面已经不把人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了，对生命没有敬畏感了，那基本上什么事都干的出来。就像武汉市搞绿化，为什么好多人往树上钉钉子，把树砌到房子里。有记者来问我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我说这是一个对生命敬畏的问题。树是有生命的，你这个钉子钉得下去吗？你想没想到它是跟你一样有生命的，没你高级而已。在我们的文化中，恰好缺少了对生命的尊重。有人问我们的文化中就没有讲生命么？当然我们的文化中是讲“人”的，但是我们的人是有等级的，是讲三六九的等级的，比如说我们出口非洲的牛奶是没有三聚氰胺的；供应奥运会的是没有的，这个事是在奥运会之后爆发的；供应中南海的也没有；唯独给全国人民喝的是有的。什么原因？在我们的文化中就有草根阶层，它是分精英的、草根的，它就是对普通人的生命的蔑视，把人的生命分成等级，这样不可能有真正的食品或者产品的质量的监管，因为它突破了底线。还有在教育中，我们经常说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可以不惜牺牲人的生命，比如说保护国家财产、国家的利益，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牺牲掉；我们中国少年报报头上就写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现身”，但他们不懂得他们要献身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想一下，还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重要？
我们的其他说法叫做“百姓情怀、草根记忆”，甚至我们说，在这个对权力的崇拜和热爱（当然这也是人性的弱点）的时代，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对权力的热爱和追求的时候，千万不要仇视人类，不要蔑视普通人。甚至我说过，看一个人的档次的高低，就看他对普通生命的尊重的程度，发自内心，不是作秀，如果说对普通的生命、对老百姓没有敬佩感了，早晚要出事。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建构一个民族的信仰，但是不幸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发展到现在很难拿出一个信仰的体系作为灵魂、作为精神支柱的东西。有人问我，我信什么，我信做人的底线，我信宪法。对人的底线、宪法都不信了，对人权都不相信了，那会走的很远？如何重建我们的信仰确实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面临的重大的问题，这不是靠喧嚣、靠热闹，通过什么学习、什么运动。我们有运动思维，运动过去了，没有效果，它不持久，它不触及价值层面，不触及灵魂，它是表面的，价值层面的更持久一些。
社会秩序的确保只有三个防线，法律、道德、信仰。法律，怕杀头；道德，怕睡不着觉；没有信仰，这三个防线没有了，那不是早晚要出大事嘛。我们要问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在我们的文化中，之所以没有信仰，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形成一个以个体为主题的伦理文化传统，我们讲集体，不讲个人，我们讲集体共同体的利益，我们讲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一个不讲个人，一个不讲个体，一个不注重个人利益的文化，那么，就找不到支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不讲个人，不讲个体利益，就没有对个人的一些义务、道德层面的承担，始终没有原子化的个人的主题，他会推诿。在西方的文化中，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任何流派都有一个共性：个人的重要性。因为集体是基于个人的，没有个人，就没有集体。所有的政权、主权、民族、政府、政党都是基于原子化的个人而存在的，个人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所以说原子的个人的利益、情感、生命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个人的道德承担。去年的汶川地震，标志着我国政府的重大进步，一个治国理念的重大转折，中国缺的就是这个。如果说我们找到了原子化的个人，就找到了信仰和道德的支撑点，长期以来，太消减个人，我们在集体当中消减了个人，个人就不承担嘛。为什么我们说集体领导互相推诿呢？没有个人啊！如果说错误的决策，那就是集体的错误，没有个人承担，集体是谁呢？集体消减了具体的个人，这也是我们民族为什么长期以来没有信仰的原因。所以说，重建个人，重视个人的生命，重视个人的道德承担是我们重建信仰的第一步，这是我们文化层面的。
有的人问我，中国这么多人，难道每个人都要重视么？我反问一句，难道就因为人多就不应该重视人的生命吗？或者说，数量多就能成为我们蔑视人的生命的理由吗？显然不能成立！生命就是生命，生命就是至高无上的，不管这种生命是草根阶层还是精英阶层。我觉得把这道防线和体系建设起来，这是我们宏观质量管理的一个底线也是最重要的防线，太重要了，需要有越来越多的人讲这方面的道理，需要越来越多的人讲对生命有敬畏感，对百姓有情怀。我们国家对生命是重视的，你看这次救灾，国家领导人说要去救国家财产么？都是要去救人。
2、食品质量管理的缺失
在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它是需要非常妥当的到位的制度供给的，因为新事物不断出现，如果没有制度供给来规范我们的行为，作为行为的标杆，那就无法可依。我们很多制度要么很滞后，要么根本就没有立法。建国以来，我们立法很繁忙，立了很多很多的法，但是我们说，还有很多重要的法律、极为重要的法律没有，比如说新闻法；还有众所周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财产申报制度法律没有立；在产品的质量监管方面惩罚性的制度也没有立，或者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消费者，两倍罚款是远远不够的，增加到十倍，这是非常滞后的。虽然说立法本来就是滞后性，它有路径依赖，但是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它的供给应该相对来说要跟得上的。还有立法者还是缺失的，人大常委会就那几个人，难道他们都是天才？他们知识再完备，他也不可能供给这么大国家在变革中对制度的需求，它需要社会各个阶层专家、学者参与到立法的论证、立法的调查研究中来。我们很多专家、学者很多的研究并没有变到国家立法中来，立法还是少数人在立法，没有动用社会中可动用的社会资源——专家、学者。一个国家的人文社科最高表现就是立法，他应该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良性循环运行中去，而不是搞几个概念自得其乐。我们的人文社科严重的脱离社会，原因不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不愿意参与到社会变革当中去，而是我们的政府和决策者他们喜欢一言堂，喜欢话语霸权，不喜欢多种声音，这是非常坏的习惯。实际上一个社会声音的多元，专家、学者的不同意见的表达这是对立法前期信息对称的表现，要借力，广泛地听取意见，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方面制度和习惯，特别是一些大的制度，一些必须要有的制度，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新闻法等等，没有。
在座的监管者肯定能体会到制度供给的严重不足，你不知道如何判断和决定。在这方面我们表现的又很粗犷，制度的供给越细越好，只有细密才能有效的规范行为。为什么有人打擦边球，有潜规则？在显规则不能够起到应该起的作用的时候，潜规则必然要出来——它要补充嘛。所以说，决策者、政策决定者，他们承担着重大历史使命，特别是在出台一个制度的时候，一定要反复的论证，一定要做到科学的论证，要做到科学化、民主化，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制度供给，如果不细密，那么它的结果就是制度落实不了。
当然谁给国家设计制度，这在西方都是有讲究的。他们认为只有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才能设计制度，大家看一下费城立宪会议的人是什么人？都是有不动产的富人。他们坚决反对流氓无产者立法，流氓无产者最高的政治要求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一个国家必须规范他的立法的主体是什么人，只有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才有稳定的心态，只有中产阶级有这种情怀。他希望社会良性运行，他希望这个社会有法制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他们的立法经过了气定神闲般的、理性的反复论证。我们的立法不太注意立法主体资格的确认，你看美国宪法对细节的设计非常到位，比如说美国总统为什么最多八年，不是十二年、十六年。你看奥巴马才47岁，他干八年才55岁，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再搞10年才65，那不是治国的经验更好吗？为什么50多岁就要退呢？八年的总统经验多好啊，我举个例子。它不是这样考虑的，它讲一个制衡：如果搞4年，你会出现短期行为；如果搞12年，你会出现关系和裙带，搞成一个帝国了，那么搞两个四年来相互制约。前面四年你选上了，好不容易选上了，好好干吧，道德端正行为良好，好！当了四年你觉得蛮过瘾的，人嘛，有权利欲嘛，你想连任，那尤其后面两年你要搞好。好不容易竞选连任上了，前四年都干的很好，后面四年干的不好名声坏了划不来，那我为了永垂不朽，后面四年我也得搞好它。就用后四年吸引前四年，用前四年来为后四年做基础，为了制衡，只搞八年。本身就是用两个四年相互制约的制度。他们在制度设计上就这么细密，宪法就是这么解释的，它的制度很细密。还有就是美国总统中风了，晕倒多长时间，副总统马上宣布为总统；如果说副总统晕倒了，总统中风还没起来，那么议长即位；总统、副总统、议长同时晕倒的概率是很小的，这在宪法上写的有啊，对吧。你晕倒这时候有对外战争怎么办？有重大决策怎么办？没关系，宪法已经规定了，有副总统，还有议长。就是说它这个制度设计是很细密的。制度不怕细密，就怕粗犷，而我们为什么有很多擦边球呢？有很多中间地带呢？有很多的自由裁定权、非法操作？就是因为我们的制度留下了太多的人为操作空间，而西方的立法没有留下这种空间。它不怕麻烦，随便一个作息制度就搞一厚本，它不怕这个。制度不怕麻烦，不怕细密，越细密越好，它规整人的行为，使人能够找到行为的依据。
我们的制度设计，很奇怪的，它设计的明显不合理，明显的有问题，它在运行。我认为比较有说服力的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些监督部门，如果说监督的主体和监管对象构成了监督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在制度设计上的第一个原则是，监管的主体和监管的对象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我们叫相对独立性，至少他的经费、奖金和利益和监管的对象无关，但是我们现在的监管者和被监督者之间有千丝万缕之间的利益关系，那怎么监管，就好比你领导我，我监督你，我怎么敢啊！包括像法院、纪委、环保、产品质量监管等部门，凡是有监管的这些部门就应该独立的，他们的经费、利益就不应该来自被监管的对象，从那里来了，他就公正不了。
制度设计是个很大的问题，是马虎不得的。制度设计的主题、过程、有效性都是要考虑的，并不是说领导对什么感兴趣就立什么法，领导人想立什么法就里什么法，不是这样的。先立什么法、后立什么法、什么法是必须立的、什么法可以暂缓立，轻重缓急都是应该讲究的。我们想想，产品质量监管方面在制度供给严重不足的现状下就是一副乱象，因为它很多领域没有标准。所以说制度供给是怎么影响到人们的行为的，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评价标准，是激励机制，就是资源的划分，好的制度会改变人的行为、改变人的观念，反过来改变文化。
而这在我们国家它是一个困境：一方面，它想把质量监管做好，一方面它又没有这方面的依据。制度的供给很短缺，有的没有，有的很粗犷，无法可依啊；再一个，我们的制度创新也很短缺。有的制度可能已经不合乎时代了，不合乎发展了，但它不创新，还是老黄历。我们国家加入WTO，光武汉市就废了150多个文件。我们拿WTO这个文件一对照，很多都不合乎要求，必须废掉，甚至很多地方还有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在用。我们国家是文件治国、政策治国，这是在法制不完备的时候，人治的典型特征，而这种东西肯定是有语境的。当时的某种情况有了这个文件，它又没有什么修正案，文件是僵化的，它有个惯性，有个路径依赖，它是一刀切的，所以有时候形势变了它制度不创新。我们当然要讲制度的稳定，你不能说早上搞了下午就创新，但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随着规整对象的变迁而变迁，要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
因为我研究过领导干部的表达，我发现很多领导干部已经失语了。让他讲话，他上来就说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十七大精神鼓舞下，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大好形势下……上来就搞几下，他不搞三下不会说话。那我就不知道这几下跟我们今天说的有什么关系呢？你能不能不搞这几下直接说呢？他不管什么问题搞几下,把它叫做是人非要说鬼话。说习惯以后容易失语，就固化了这个思维和观念，搞什么都是这几下，那么这个人性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我们看新闻联播也老是这几句话：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它从来不讲权怎么为民用、情何以可能跟民系到一起。不讲细的条件，光讲要细，然后不细的话呢，就送到党校不断培训、教育，出来以后又没细，那再送党校。我研究比较政治学的时候，台湾的一些学者都说你们领导说话怎么都是这味儿，我们听不懂。后来我们就说这是中国特色，他们说这个中国特色确实有点复杂。
一个好的制度供给的民族，他就会就形成好的评价体系，形成公平的局面，形成好的观念、文化，甚至价值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说“中国威胁论”，我是不太同意这个观点的。说GDP超过德国了就可以威胁？真正有威胁的应该是这个国家在价值观方面的输出、思想和主义的输出才是最大的威胁，洗脑啊。好多人都说我这个人是崇洋媚外，不是这样的！不是说国外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人类中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更好的制度。好的制度供给是什么呢？好的制度就是它能纠错，不是在这个制度下不犯错误，社会不犯错误，而是说这种制度下制度会纠错，它有了问题就可以纠正。不好的制度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它出了问题不会纠正，它还会重蹈覆辙，像我们国家的群体性事件、产品质量事件，它层出不穷，一而再三地出现。很多事情都不可想象，杭州的地陷事件、三鹿奶粉事件、伤害倒楼事件等。民主根本没什么了不起，民主也有很多问题，但是民主有一样好，那就是纠错。它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不是靠外力、靠暴力，比如说美国的虐囚事件、台湾省的陈水扁贪污案。在这种体制下，不是不可以贪污，而是贪污之后会被发现。
和制度相关的就是价值观的输出，有了好的制度设计就构架好的价值体系，有了好的价值体系，他就可以说服别人，就有了思想方面的输出。有人说美国的托福、雅思考试就是西方国家最强势的价值输出，你说多强势，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价值观的输出才是真正的输出，它会征服一代人，包括台湾现在都有价值观输出，它搞民主、讲舆论自由。举个例子说，我觉得马英九比陈水扁独的太多了，他说“陈水扁完全小儿科，根本没必要搞“台独”，大陆本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中华民国的宪法就是中华民族的宪法”，你说哪个更“独”？马英九更“独”，他凭什么这么自信呢？他搞党际交流，他为什么敢搞党际交流呢？他为什么不怕呢？他自信于民主的强大。你看他520的演说，他要“构建亚洲民主的灯塔”，他在清华大学滔滔不绝地讲几个小时；他到南京中山陵，市民早早排在路边等待，这背后就是价值观的东西，他找到了思想和价值层面上的支撑，这是问题的价值所在。
3、潜规则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普遍的问题——整个社会的潜规则化，包括我们质量监管也没有办法不遇到这样的问题。最早三鹿的现场检验员，一般来说给2000元的红包这个问题就算了。我们把这个放到更宏阔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看到，潜规则已经在我们这个社会普遍存在了，我们叫做潜规则化社会。有人说这是一个社会溃败的开始，当我们把这个社会归入潜规则化的社会以后，就可以把很多问题看的很清楚。潜规则化就是说这个社会的实际运行，行为规则有两套依据：一套是正式制度，我们把它叫做显规则；另一套是没有写在墙上，在大家大脑中的，约定俗成的规则，我们把它叫做非正式制度，也就是潜规则。两套规则都起作用，你不能说我们国家写在墙上的这套没起作用，它还是起作用的，法律还是起作用的。但是于此同时，我们说，心照不宣的一些东西在起作用，为什么？为什么会有两套？一个社会的运行不是有写在墙上的规则吗？为什么搞两套呢？很简单，潜规则的流行就是因为显规则的作用范围打折扣了，它起不了真正的作用，或者说没起作用、失效。显规则不起作用，或者是弱化的地方，潜规则必然流行。实际上潜规则是显规则的一个补充，就是说你这个规则起不了作用必然有别的规则起作用。
显规则为什么不起作用或者说作用打折扣了呢？为什么正式制度不能规整人的行为呢？为什么要让潜规则来引导人的行为呢？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这个制度设计可能不合理、不公平，就是说利益不均衡，那当然就是说潜规则要加入进来。它实际上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它不分配利益哪个信潜规则，跟每个人的利益没关系，大家干嘛信潜规则？就是说潜规则化的社会，它要求我们反思我们的正式制度哪个地方是有问题的、哪些地方是有漏洞的、哪些地方需要改正，哪些地方压根儿就是错误的，需要推倒重来，搞一个科学合理的，公平的制度出来，来规整人的行为，缩小潜规则的地盘。这是我们说什么是潜规则，它和显规则的关系是什么。
4、落实的危机
为什么有时候就是制度很好，我们的会也开了、工作也布置了、决心也表了、党校也上了、科学发展观也学习了，就是落实不了。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制定了很详细的部署方案，人力无力财力的配备都搞好了，但就是落实不了。为什么我们有一种贯彻落实的危机呢？我们听到很多领导干部讲方针已定，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就是要抓落实。为什么落实不了呢？为什么这么好的决策，这么好的制度就是不能落到实处呢？如果说一个好的决策、一个好的意图、一个好的想法，贯彻落实不了的话，我有个分析，和大家一起探讨：
第一，这个决策有着非常大的逻辑上的矛盾，或者说它本身是不能自洽的，它没有融通性和科学性。一个反科学的东西怎么落实？有些制度设计是很奇怪的，比如说在广东事业单位退休企业化的试点，很多教师退休后只有一两千块钱，企业退休他的工资本来就低，这个双轨制本来就是错误机制，现在要在错误的机制上进行更错误的政策落实，这怎么落实？我人为这是反科学，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包括我们现在新的《劳动法》出台，没有大量的调查研究，仓促出台，不太科学的东西。很简单的道理，一个《劳动法》在不能保护这个社会老板的时候，老板怎么会保护员工的利益？一个社会首先是确保老板的利益，老板的稳定，老板的心态比较好，员工的利益才能上去。在利益均衡的均衡方面是有问题的，肯定落实不了，老板肯定搞潜规则的。
第二，就是这个决策的落实成本太高了。落实的主体不能得到效益，不能得到利益。只有成本的付出，没有利益的获得，那谁落实？就是说这个政策的落实一定要和大家的利益挂起钩来。
第三，就是这个政策没有考虑到在落实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均衡，包括内方和外方、体制内、体制外的均衡。没有利益均衡就会得到非得利方面的或强烈或消极的地方，那肯定落实不了。
除了这三方面以外，一个好的政策，应该使涉利的各方都获得比较均衡的利益分配，甚至是均衡的话语权，大家都能说话，有个利益诉求的渠道。它的逻辑性、落实的成本、利益的均衡，另外必须找到落实的主题，一个找不到落实主体的政策必然要落空。
5、运动的癖好
我们处于一种路径依赖，我们叫做运动癖好，我们正处在一个不讲法制的时期，或者说法制基础上的游戏规则比较欠缺。一个法制的社会，它是讲常态的，不是讲什么什么的高潮。我们还是要有个常态机制，包括食品安全问题，必须有个长效机制，不是说三鹿奶粉之后我们就要整风、就要运动。整风、运动之后怎么办呢？
运动的癖好，我个人的认为它是由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革命情节中来的。中国从古至今，革命讲动员、讲高潮、讲规模，革命的情节背后是颠覆的思维方式，就是折腾。“不折腾”这话说的很好，“不折腾”就是代表要回到常态，但是没有保持常态的制度，那肯定只有折腾，什么都搞运动，质量监管、学习、评估、达标都搞运动。搞运动的结果是造就了一批搞运动的“人才”。很多人在搞运动中发迹、走红，实际上是这些人在搞运动中借了运动的力。我觉得这是我们民族深层的东西，什么时候我们这个民族可以找到一个常态地、理性地、长期有效地方式比较好，运动的癖好、革命的情节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反省的。运动思维是对我们民族伤害比较厉害的，还是别再搞运动。
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它是可以按照法制的游戏规则来解决问题的，比如说这次的奶粉事件出来之后，消费者可以提出诉讼，应该首先向广告代言商索赔。那些明星啊，然后追加厂家为被告，而明星也可以向厂家索赔。但是有个人去广州中院去告，广州中院没有受理，说上级党委没有批，你们等着，我们会解决的。在处理三鹿奶粉的时候也是运动式的，有些时候这些是没有必要的，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到时候都会解决，大家要养成这个习惯。
不搞运动，就要建立常态的利益诉求的渠道，要给主张利益的人以管道、路径。不管这些人是工人、农民、出租车司机等各个社会利益群体，都给他们主张自己权利的渠道，你把这些正常的法定的渠道都给剥夺掉了，那只有必然的上访、群体性事件、暴力。一个社会的正常的利益诉求渠道就是社会的减压阀，就像高压锅压力阀一样的，如果堵死了肯定会爆炸的。我们现在苦就苦在各个利益群体、社会阶层没有合法的、有效的、公开的利益诉求的管道。农民有管道么？上访的成本多高啊？出租车司机会罢运么？他们没有渠道，只有罢运才能引起薄熙来的重视嘛，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他们只有这种罢运的方法引起重视、解决。
我们应该允许代表民众利益的组织，为什么要把这些组织非法化和官化呢？共青团、妇联、公会都应成为主张权利的组织，但是我们把他官化了。
6、食品监管很难用的上媒体的力量
大家都知道，新闻媒体是不可替代的宏观社会监管的主体，西方叫做第四权力。媒体不是没有问题，有可能是有偿新闻、谋取自己的利益，但是我们不怕，我们可以用新闻法来规范他们的行为。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新闻法，如果新闻从业人员利用媒体收钱、报复异己的话，可以按照法律嘛，但是没有，而且新闻媒体现在养成了一种媚上，说假话的风气。
事实上，食品质量的社会化管理，主要就是靠媒体，那就是说，我们的质量管理在这方面借不上力。如果说媒体能够真正起作用的话，很多问题在萌芽中就被揭露出来了。因为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他是这个社会的良心和底线，像法官、律师、记者、编辑，这都是一个社会良心和公正的代表。如果他们能起作用的话，某些明显伤天害理的事，通过他们就揭露出来了，不需要我们监管机构检测，但是我们的媒体没有力量。
我们干吗不把新闻媒体变成质量社会监督的主体呢？这个可以为政府分忧啊，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做到这点，我觉得应该首先回新闻媒体的归的本位和常态，这里有朴实性的、常态的。在朴实性常态面前，我个人以为主旋律论、正确的舆论导向轮、喉舌论，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不是我对党没有感情，不是我反对主旋律，主旋律当然有，但是主旋律不是人为制造的，主旋律应该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共同凝聚、自然形成的。主旋律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制造的，是伪主旋律，不能长久的。老百姓关注的事情、老百姓具体的利益就是主旋律，还有报道比老百姓吃喝拉撒更主旋律的么？我认为没有，你出国访问、开重要的会议不都是为了中国老百姓的福利和幸福么？在这个方面我是坚决拥护新闻媒体回归主体。我觉得我们的新闻媒体改革肯定会朝着这个方向改革，早晚要建立《新闻法》、要回归本位，媒体的工具化、意识形态化、私利化非常严重，实际上是丧失了它作为监管主体的资格，这不管是对我们国家还是对我们老百姓都是个巨大的伤害。现在自从出现了网络媒体之后这种现象要好一些，虽然网络有很多的限制和毛病，但是毕竟我们找到了表达意见的平台，包括现在新闻媒体的从业者还有年轻人的血性，他们有非常好的品质，但是这种进步可能和老百姓的要求还有些差距。
7、食品监管机构的官僚化、自我服务的倾向
我个人以为任何机构设置都具有科层化和自我服务的倾向。事实上社会学家韦伯指出全人类的所有的机构设置都有一种膨胀的趋势，就必然走向官僚化，而官僚化的特点就是自我服务，所以一套体制的运行，必须要经常补充新的力量，必须要经常有一些反对的力量存在，使它更新，使它去剿灭一些自我服务的可能性。但我们整个运行的这一套机制，它是不允许反对力量的存在的，这也是我们质量管理部门遇到的一个机构设置上的困境。管理机构克服它自我服务、自我膨胀、封闭运行的办法就是要增加外部压力、内部机构改革，否则任何机构都会官僚化都会自我膨胀，所以很多人就反对建立那些能有能无的机构，反对一级机构可以解决而分成二级机构，所以说，质量监管的改革也是大势所趋。现在我们在搞大部制，大部制也是对资源的优化组合。中国的改革肯定是自上而下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和漫长的。在以后的十八大以后，很多的问题肯定会提上议事日程，我觉得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对中国以后的发展要有个“把脉”。我个人以为，不管是现在的第四代领导人还是将来的第五代领导人，在治理、监管方面回到常识是个必然的发展方向。回归常识将是整个民族的价值取向，这是我的结论，这个是必然的，特别是常识问题，应该达成共识的，常识应该是对中国把脉的基本点。我们监管也好、治理也好，统治者统治也好，尊重规律、尊重朴实价值：人权、民主、生命，按照科学的原则建制一个常识、一个规律、一个朴实价值，如果不尊重这些，以后走路就很难了。
8、整个社会的角色紊乱
我们的质量监管也好社会治理也好，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要走从量变到质变的道路。我觉得不能祈求中国在短期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主张量变的渐进和积累。实际上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很危险的，那就是革命和暴力。量的渐进和积累就是和平演变，好像和平演变是个贬义词，但是还有比和平演变更美好的词语么？我们民族摆脱了革命和暴力，它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民族走向光辉的未来。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是个主体，每个人都很重要，你的观念、你的价值取向、你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你的信仰，所以我反对“人微言轻”，你至少可以影响你的小环境和小气候，而更主张“人微言不轻”，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在社会的不断演进下，我们的质量监管事业会越走越好，越走越开。
谢谢大家，讲得不好，希望大家批评。
（赵聪利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