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经济建设的主要基础单位“城市”当然也应从高速度增长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模式。“城市”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同时也是环境污染的主要贡献者。如果让城市转向高质量绿色经济的发展轨道是一个亟待面对的问题。

    以往在讨论“城市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时，通常仅用人口中城市人口占比来替代，从而度量城市化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当然，这个指标能够一定程度地反映出城市对环境的影响。但是城市本身的功能以及城市规划布局同样对城市环境具有锁定效应。目前，申请创建国家低碳城市的地级市接近100个，但是这100个城市的碳排放特征明显具有较大的差异。从总量而言，显而易见越大的城市、人口越多的城市碳排放总量会越多。但是，人均排放量、单位土地排放量，或者单位道路面积排放量以及碳排放强度都有较大的差异。造成这些差异我想很大程度是城市规划的问题。

    城市的工业大多分布在城市郊区地带，即使有少量工业企业分布在主要的建成区，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这些企业也大多搬迁到城市边远地带，这些工业企业导致的环境污染是相对固化的，除了通过技术进步或者产业的转型，城市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而城市污染排放第二大领域便是城市交通与建筑，这主要取决于城市交通与建筑的能耗水平。建筑与交通就与城市的规划高度相关。以商业建筑为例，大型的商业综合体肯定是建在人口密度与车流量大的地点，而且更多地建设在城市的十字路口处，这就导致该地区的交通拥堵一般会增加，进而导致该路口的车流速度普遍降低，因此会带来额外的污染排放。导致交通拥堵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道路建设跟不上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上涨。虽然，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城市的道路建设速度都不低，但是可以发现的是，城市新增的道路多在城市的开发区或者郊区，而非建成区。而增加建成区的道路建设，困难性远高于在城市开发区或者郊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一种行政文化制度，那就是每个单位以围墙为工具，将本位围起来进行内部管理，而外部车辆不能从其内部道路通过，这里我称为“大院文化”。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武汉理工大学在2016年武汉市因暴雨导致城市内涝严重，依然坚持不让外部车辆经过校区，导致大量车辆停滞在洪水中。而每个城市这种大院文化的程度也不一致。仅武汉市而言，由于汉口收到租界区的影响，城市规划中单体建筑形成一个单位的比例较多，虽然道路相对较窄，在一些老城区基本是双向两车道，但是由于微循环体系较充分，相反比武昌道路较宽的地区交通更通畅，因而污染排放更少。

    面对未来我国的城市发展，这种大院文化应该受到重视，应在新区甚至老城区破除这种行政单位的人设交通壁垒，充分发挥一个地区的微循环体系，从而破除城市规划带来的城市排放的锁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