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变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确保我国经济从高速度转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首先就必须对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理解透彻。所谓高质量，从微观层面来看，是指我国的产品与服务质量能够更好的地满足我国人民的要求；从中观层面来看，是指产业和区域的发展质量更具有竞争力；从宏观层面来看，是指我国的经济整体质量与效益，更加平衡更加充分。

    具体而言就是社会福利函数的重新构造，社会福利函数由简单的效率优先下的人民效用最大化到兼具效率与公平的人民效用最大化，最终转向效率、公平与生态三方平衡的人民效用最大。

    自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功利主义复兴以来, 出现了许多形式的社会福利函数, 包括新古典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 精英者的社会福利函数, 罗尔斯的社会福利函数, 纳什的社会福利函数、阿马蒂亚· 森的社会福利函数和阿肯森的社会福利函数，等等。古典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把社会福利看作是所有社会成员的福利或效用的简单加总, 任何社会成员的福利都被平等对待。古典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隐含了两个重要的假设，第一，就是“达尔顿教条”，即社会偏好具有不平等规避特征，也就是当其他条件相同时，人们通常会偏好于更为平等的分配。第二，就是环境无外部性，即环境质量的好坏对社会福利函数没有影响或者说是零成本的，并且所有人对环境的偏好的是一致的。依据不同的社会偏好标准，陆续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福利函数，如纳什的社会福利函数定义为社会成员效用水平的乘积，精英者的社会福利函数是精英阶层的福利最大化；罗尔斯的社会福利函数是最穷人的福利最大但本质都是在效率最大化的条件下进行的讨论。

    但是，即使在特定的不平等规避性社会偏好假设下，人们发现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将严重地影响社会福利水平。在社会福利函数中开始考量公平性问题。柏格森(Berg son , 1938)和萨缪尔森(Samuelson , 1947)把社会福利看成是个体效用函数的函数, 简单来说，就是社会福利函数可以表示成平均收入和公平程度的乘积。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 森(Ama rty a K Sen ,1973)把(1 -G) (G 为基尼系数) 作为公平程度的测度指标, 得到的社会福利函数是:Wgini =μ(1 -G), μ表示平均收入。福斯特(Fo ster James E., 1996) 建议用阿肯森指数，由于阿肯森指数与泰尔指数的关系，福斯特将社会福利函数直接表示为W=μe^(-T_L)或者W=μe^(-T_L)。至此，公平性问题被纳入到社会福利函数中给予考虑，虽然这些社会福利函数还有很多缺点。

    随着可持续观念的不断增强，以及人们对环境生态的追求，生态因素也应该被引入到社会福利函数中。但是如何引入，并没有一种公认的方法。一种自然的思路就是将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引入，或者说基于同样的产出，污染越小越好的价值选择。但是，这种价值选择的引入会带来一种内生的不均等性。例如，同样是100的产出，A,B,C三个独立的社会，污染水平分别是10,5,4；那么三地在考虑生态因素的效率水平是10,20,25，如果在完全均等的分配，三地分别都是10人，那么人均收入是1,2,2.5。这就引起了一种内生的不均等。在社会福利函数中如何评价这种内生不平等成为构建这种思路下社会福利函数的关键。因此，如何构造社会福利函数也成为理解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