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曾经说过，那些所谓的政治家，或者自认为能够免受经济学家思想影响的实践派，往往最终都只能是经济学家的“奴仆”。然而，对于熊彼特这样级别的经济学家来说，受其思想奴役的可就不仅仅是那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践者，或者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即使是众多的经济学家自身，常常终其一生受到他的“操控”。熊彼特在离我们较为久远的年代，所提出的创新的概念，所揭示的创新的“三部曲”，以及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无论其中的哪一个，都引起了众多学者，不仅仅是经济学家，还包括政治家对创新的孜孜以求的探索。
    在中国当前这样的经济环境中，中国企业到底在创新方面做得怎么样了？这是学术界、实业界和政府部门都非常关心的问题。这就引发了众多希望对其进行测度的研究。最近在我们周围传播较多的一份关于中国创新企业100强的报告，就基于发明总量、专利授权，在大陆以外的专利授权，专利的引用数量这四种指标构建了测评的基础。我们从其公布的榜单中就发现，问题还是不少的，一些目前国家明确的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中，都有不少企业进入了这一榜单。另外，大量中字头的巨型企业也占据了这一榜单的较大比例。这让我们不得不仔细端详他们所使用的评价方法。
    当然，任何一种评价方法基于其方法学的选择，指标的组成和权重比例的设置，都无法完全做到对评价对象的精确刻画，尤其是评价的结果还要符合社会经济状况，并且要能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但是，评价方法应该避免的，首先是不要从样本选择上就导致偏误，其次要注意避免出现那些明显不符合经济现实的结果。
    从反映创新的指标来说，学术界和业界常用的指标有多种，如研发投入，专利申请，创新产品的产出等等，大致的可以将这些指标分为投入方向和产出方向两类（Kleinknecht，2002）。目前在各种学术研究中使用比较多的是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这两个。之所以这两个指标用的比较多的缘由，也可能主要在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比较强，在不同维度上都有较长时间，以及更为细致的统计。即使这两个指标，前者关注的是创新的投入，后者是创新的产出。更需要之处的是，目前这两个应用最广泛的创新测度指标，都有着较为严重的缺陷，而且这种缺陷随着时间变化，随着研究问题的变化可能变得更为严重。按照熊彼特的本意，创新一定是要能转化为经营绩效的。显然，研发投入的多少不一定能产生创新的产品（创新结果的载体），即使有创新的成品也不一定能满足市场需求而产生经济利润。此外，虽然专利申请意味着有了创新的成果，但是与形成经济收益还是存在一定的距离。一定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指标的数量与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不一定成正比例。由此，前面我们谈到的这种测评，主要基于专利的数量和使用，虽然照顾到了创新的产出，但是专利并非体现了所有的创新成果，其次专利能够转化成为企业提供商业利润的产品和生产过程的比例还未可知的，更加之专利数量作为选择企业的基准，那么在分析样本的选择上就已经有了倾向性，从而也就难以准确代表全体样本。
    熊彼特抛出了一个“创新”的理念，让众多学者趋之若鹜。当我们想要认识和测度创新的时候，需要知道我们的目标和约束。约束来自各种单一指标都难以反映全貌并贴合熊彼特的定义，也来自数据的约束，尽管其限制越来越小。认识创新的最终目标往往是要体现创新对于企业、区域或者整体的经济意义，这就要求我们一定同时考虑创新的投入和产出。看起来很难，但却是基础的和最初的一步，必须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