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红利的消失早已经不是“狼来了”，而是一个先被业界感知，后被学界验证的事实。“民工荒”的现象早在蔡昉等人的系列研究出来之前很久就持续地见诸报端，但人们总以为那是一种短期的波动，是区域间劳动力流动障碍因素导致的暂时失衡。而后。学界证明，总量失衡早已经肇始于2010年，那一年被很多学者的研究确定为中国劳动力数量供给的拐点，我们过去二十多年总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劳动力红利消失了，而随着中国生育率的长期低水平徘徊，似乎劳动力总量供给的未来前景也是一片黯淡。
    劳动力的数量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非常重要。这种劳动力的“蓄水池”是资本获利的必要条件，而各国发展的特征性事实也充分表明，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尤其如此，在这样一个保持了几千年世界头号人口数量大国的国度来说，过去数千年来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脱离不了人口的波动。同样地，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快速增长离不开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何摆脱对于人口和劳动力数量的过度依赖，保持长期稳步增长。当然，寻找和激发其他增长源泉必不可少。不过，难道劳动力这一要素上再无所作为吗？劳动力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还有没有潜力可以挖掘呢？还是有的，那就是提高劳动力的质量。
    劳动力质量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更多地被定义为人力资本，在实证中往往以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表。不管是丹尼森或舒尔茨从美国经济增长的角度对人力资本作用的检验，还是巴罗用跨国面板数据做出的比较分析，前者对于后者的贡献都是稳健正向的。至于其中的机制，新增长理论从干中学和外溢的角度对于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也已经给出了全面且深刻的解释。
    经验研究中，人们用受教育程度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但是，在现实中，过去大家的传统观念也用学历的高低代表个人人力资本高低的显性指标。这是有明显误区的，学历教育并不是人力资本或者劳动力质量提升的唯一途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不一定是与个人工作能力很吻合的代理变量。
    中国式传统学校教育有自己的文化传承和制度基因，对于劳动者各方面能力，尤其是创造显性经济价值能力的培养效率，大众和专家的判断见仁见智。过往不断提到的在各个层次上的教学改革，就是对其效率的各种评判的反应，不同改革的效果如何，也是众说纷纭。人们往往喜欢对比发达国家的教育模式来凸显中国教育的不足，以支持自己的论点，但事实是，发达国家的教育模式也并非没有差异，其实也各有特点。由此，学历教育的中国模式的形成和改革恐怕没有简单的例子可以照搬，也无法一蹴而就，依然需要不断探索和演进。
    至于已经完成基本学历教育的劳动者，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其自身劳动力质量的提升除了工作经验的积累之外，各种在职培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在职培训的组织者可以是多元的，政府、所在单位或者是社会机构；培训的内容可能是多样的，可以是基本素质和能力，如管理技能和交流能力，也可以是企业某种岗位需要的专业技能。重要的是，如何激励主体为之付出时间或金钱成本。
    中国的未来发展依然需要一支数量和质量匹配较好，与各种结构因素和企业差异性相协调的劳动力。无论在学历教育阶段，还是在在职培训上，都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