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传说牛顿在建立经典物理学的大厦之后，沉迷于寻找“第一推动力”而沦陷在虚妄的宗教和神学之中无法自拔，实际上，我们往往忽视了牛顿通过三卷本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于哲学的贡献，及其对于后人用其物理学思维思考社会经济关系的影响（斯皮格尔语），斯密及其经济学说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伟大的思想家可能大都特立独行。德国古典哲学大家康德每天五点起来，穿着睡帽和睡袍工作，散步时也是独自一人，这可能是大家时常听说的哲学家的典故之一了。不为众人所知的是，现代经济学的创立者亚当•斯密也是如此，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着睡袍，旁若无人地在街上穿行，陷入自己的冥思苦想，清醒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可能已经走出去几十公里了（斯皮格尔语）。可能正是这种世俗眼光看来古怪的行为掩饰了这些思想家对于哲学或者经济学中重大问题的思索，与看似对周遭俗事不屑一顾、对外部环境“心不在焉”态度相对的，这是这些大思想家对于各自学科一心一意的追求，以及由此带来的“奠基性”的贡献。

    斯密最著名的作品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通常大家所说的《国富论》。国富论中最重要的论述也许就是关于“看不见的手”了，即个人对于自己利益的追求常常会带来大众利益的提高，而不是像曼德维尔在其名著《蜜蜂的寓言》中所持的悲观论调：人在社会中只能通过自私行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当然，斯密也谈到，这种自利行为反而导向社会利益增进的结果，并非一种自然的巧合，也还是需要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的安排和引导（Heinz Kurz语）。

    斯密这样的古典经济学家都很关注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在这一点上，也许斯密做出的最突出贡献就是阐述了劳动分工对于生产率和收入提高的作用。斯密认为，劳动分工通过生产工序的专业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他并没有将劳动和及其割裂对立开来，起码他认为劳动分工是机械化的重要动力。进一步的，今天在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实践中人们普遍谈论的研发和创新，以及相应的职业群体，没有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就根本无法确立起来。

    人们常常认为斯密的学说和论述确立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其实不尽然，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斯密并没有将人类的组织结构与“看不见的手”对立起来，同时斯密也对政府和私人部门在经济活动中的边界做了区分（Kurz语）。当然，这种边界的划分只是原则性的，他认为政府只能从事那些私有部门不能处理的更好的任务。

    单单上述几点，就可以显见斯密及其思想对于经济学的意义了，更不用说斯密还在收入分配、税收和国际贸易等领域所做的贡献了。在斯密之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众多学派，也经过了许多“如雷贯耳”大师的努力，但是每当遇到理论的纷争而不可调和，碰到实践的挫折而对经济学近乎“绝望”的时候，大家总会倡导回到“斯密”。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经济学各分支理论，不管是增长理论、政府规制理论、制度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的建立，还是我们今天反复提到的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手段，到《国富论》中寻找支撑，到斯密哪里找到“慰藉”，似乎总是成为一个凭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