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就是在论证和辩论中不断发展起来的。不管是概念、理论还是方法，这些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一争高下，或者本没有对错之分，从而逐渐走向融合，无论是哪一种关系，最终都通向了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和成熟。

美国凯恩斯主义者的领袖保罗·萨缪尔森和现代美国货币主义者的领袖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两位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就在方法论上走到战场之上。再次之前，可能让经济学者最令人难忘的辩论之一就是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之间的辩论。他们争论了地主得到的是地租还是利润，以及在他们之间发生的萨伊定律的争论。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之间最初的辩论是关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弗里德曼从未对此作出任何让步，他始终坚持认为财政政策是无效的，而萨缪尔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有效。

凯恩斯所处的时代似乎是完善现有理论的理想时机。那时，经济学的数学化还不完善。凯恩斯本人虽然精通数学和统计学，但他很怀疑这两种方法在经济方面是否有用。不过，这不妨碍他的宏观经济理论是编制国民收入账户的基础。二战后不久，这些国家层面的数据对建立经济模型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计算机的发明使经济学家能够把经济指标和理论模型结合起来。曾经被认为属于艺术领域的经济预测，现在可以说是经济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计算机化经济模型的应用，也恰逢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首次有意和广为人知的使用。在约翰·肯尼迪政府执政期间，财政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政策似乎有其预期的效果。这个时代，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取代了萨伊定律，供给产生了自己的需求。凯恩斯本人写道：“如果我们的中央控制在几乎可行的情况下成功地建立了与充分就业相对应的总产出量，那么古典理论从这一点开始就会再次出现。”

保罗·萨缪尔森经常倡导与他的“科学”经济学无关的政策。然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当中却完全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对实证经济学持相反观点：他们将理论视为预测的框架。弗里德曼的预测检验不在于某一理论是“对”还是“错”，而在于它是否“有效”。

弗里德曼认为，他的政策立场是，政策制定者至少有一半时间是错的。但是，除非弗里德曼在实践一些尚未被人知晓的绝对确定性的科学，否则我们怎么能确保他检验政策制定者能力的标准是正确的呢？如果人类(一些更聪明的央行行长)基本上是非理性的。或者是无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那么我们可以用什么指南来评价弗里德曼的观点呢？这样的指南可以是自然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