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以往社会的增长总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能使用的只能是为增长提供评价的代理变量。尽管数字或评估将总会是一个争论的对象，但增长的现实是毋庸置疑的，这完全改变了旧范式的停滞不前社会的图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富有的希腊”是古希腊经济的一个完美的表征。希腊世界的经济扩张并不局限于地中海地区。它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扩张，也是公元前200年后西方主导的更大扩张的一部分。对于古希腊而言，考古数据（所占的遗址数量和这些遗址的大小）也提供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开始和公元前第四世纪结束期间，尽管有着不同的区域状况，一个重大人口增长的确凿证据。更具体地说，在公元750年和公元前300年之间，人口可能增长了四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要更多），而希腊向外部的移民的确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以及北非和黑海周边创造出许多新的希腊人口的注入。
    毫无疑问，公元前300年的希腊大陆和基克拉迪群岛要比其在十九世纪末期有更多人口。然而，公元前300年之后，至少在希腊大陆和岛屿，缓慢的衰退已经开始了，而且在希腊化时代的末期变得更加明显了。相比之下，在小亚细亚和邻近的岛屿中，人口增长一直持续到希腊化时期的结束，这就意味着区域分布差异和形成对比的演化过程的存在性，以及初始的希腊人口的激增都需要得到解释。希腊如何养育其不断增长的人口？这个问题更加需要得到回答，因为考古学证据不仅表明人口增长，而且也指向了人均产出和消费的增长。
    这种新的繁荣可以通过集体和个人消费情况观察到。公共物品，如下水道、喷泉、体育场、浴池，还有公共花园、公共节日，有时还有公共图书馆，现在提供的这些服务在其他文明中还基本上没有看到。这些服务的质量在古典希腊末期大幅上升，并且在希腊化时代期间达到了顶峰。至于私人消费，它也被古典希腊时期相对于500年前，人口中更大一部分能够获得的商品数量所广泛证实，同时在希腊化时代达到顶点。花瓶上的图画和众多的考古发现都证明，大房子通常配备有瓦屋顶和储水池；衣服，基本生活用品（如陶瓷或金属制品的餐具和炊具），一般而言足够数量的合理多样的食物，还有浴缸，金属门锁，儿童玩具，死者的复杂墓碑（有时甚至奴隶也可能有一个小的丧葬纪念碑的福利），这些都是当时常见的消费对象。
    这并没有使得希腊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消费社会，因为稀缺而不是富裕仍然是普遍现象。但至少在这个社会里，很大一部分人口可以接触到各种基本的，或者甚至是半奢侈的商品。直到荷兰和英格兰这些国家的现代早期开始（这些国家的消费水平确实要更高一些），这些都没有先例。每年资本收入的人均增长同样也是如此，即使它只是在0.07-0.14%的范围内。这一长时间段内的总增长率比该时期任何其他社会高多了。对于现代早期荷兰，然后是英国取得的突破之前的任何其他社会而言，这些观察也同样适用。这就意味着古代希腊经济也成功避免了常见的马尔萨斯陷阱，即人均增长很快被人口增长所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