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的压力对于政府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为了提升管理的效率还是效益，政府管理目标的多元化，导致选拨考核官员的指标需要进行更多维度的量化。当前，以地方政府GDP增长率为主要指标的业绩考核标准可被精确度量，彼此独立并且相对客观公正可比较，与不易测量的业绩指标相比其评估成本也较低，并且减少主观指标带来的不利影响，加强考核结果的精确度和可信度。同时该指标易被观察，可以降低上级官员的寻租行为和竞争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作用得到加强。

    周黎安老师的研究表明，我国官员的任期、调动等对于区域经济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了政府官员基于经济绩效考核的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在这些研究中，官员的任期、异地交流在短期内会直接影响区域的招商引资、银行贷款等一系列影响经济增长的方面，而且不同区域的官员之间基于考核指标的竞争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更进一步的，在我国行政分权的体制下，地方官员在区域经济活动中掌握了较大的财权和事权，能够通过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拉动经济的增长。这种配置效率的高低不仅会影响到区域经济增长的速度，于官员自身，也是决定其今后政治前途的考核指标。所以，政治锦标赛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区域经济增长和官员个人政治利益的有效统一，能够加大官员提升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观能动性。

    然而在各地的政府实地调查以及企业访谈中，我又感受到这种政治锦标赛对于经济政治的负面性。多地政府官员表示，许多重大的项目随着前任领导的调离就很难再推动下去。政治锦标赛加剧了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与过度竞争。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激发了地方官员们的投资扩张冲动，造成了很多地方保护与重复建设行为。除了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的问题，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行为也常有出现，主要体现在税收竞争以及土地价格大战。近年来，受以GDP增长为主的绩效考核激励，各地政府都十分重视招商引资。为了争夺外资项目发展地方经济，许多地方以远远低于成本价的土地价格吸引外商，并且竞相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如降低税率、提供补贴等来争取外部资本。从激励的角度来看，单纯的财税激励并不足以使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达到如此激烈的程度，而真正的“幕后推手”实际是地方官员对于个人政绩的强烈追求，特别是在“GDP至上” 的价值引导下的政治锦标赛使得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行为难以避免。同时，政府间合作缺位带来地区经济差异。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往往很难开展，其根本原因是地方官员的“经济人”身份和晋升竞争的零和性质。对于处于同一晋升锦标赛中的地方官员而言，别人的晋升就意味着自己的晋升机会被剥夺，获胜者和落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再加上没有完善的利益补偿机制来很好地解决合作后的利益分配问题，因此，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空间一直都非常狭小。合作的缺位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行政区交界地带的经济发展落后问题。

    因此，在这种政治竞标赛带来的明显利弊之下，不论是对于区域还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对官员进行量化考核的时候，不仅要关注数量和速度，更加重要的是考核增长的质量，考核某项政策是否长远、稳定、健康地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而这种考核也是建立在科学的制度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