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企业来说，在社会生产中的选择策略就是成本最小化。在资本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能会诱使民营企业更多的资本代替劳动力，致使企业资本存量提高，而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内生于资本积累过程之中，资本积累会助推企业提高生产率。也就是说，给定产品或服务不变，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促进企业增加资本支出，提高生产效率，进而降低单位产出的平均成本，使得产出规模和毛利率得以提升。 已有较多的研究检验了这一影响机制，Solow（1957）、Kennedy（1964）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加速资本与设备折旧，促进技术更新换代。Bassen（2012）认为美国19世纪棉纺织业中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升的原因，是因为企业采用更先进的机器设备及劳动力质量的提升。Acemoglu（2012）同样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应该出现节约型技术创新，引致有偏技术进步。

    另外，给定其他条件不变，通过研发新的产品（或服务）获得较高的市场溢价，进而提升企业的生产率和总利润规模。也就是说，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企业的应对措施不仅限于降低单位劳动的成本，企业还可以通过研发单位产品的利润。也就是说，民营企业为了获取技术的排他性带来的垄断利润，在要素成本上升导致企业利润下行的外部压力下，可能会主动承担创新活动并加大研发力度，以创新成果补偿成本上升的利润下降。

    已有较多的实证研究探讨过这一影响机制，劳动力成本上升时，创新对于劳动力投入的替代效应更加凸显（Van Reenen,1996），客观上激励了企业的创新投入（林炜，2013；卢方元等，2008）。Coe等（1995）通过国家层面实证验证了创新投入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并指出研发创新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解释因素。商业导向的创新活动是企业对于经济激励和压力的反应，是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引擎。Li（2012）指出，为了应对急剧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压力，我们更强调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从而为经济发展寻求新的长期动力来源。研发创新成果能以更加有效率的方式利用企业知识和技术资源，进而不断形成具有稀缺性的竞争优势。创新的生产过程为节约传统生产要素成本提供了可能性，将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李健和卫平，2015；Antonelli et al.,2014）。

    从以上的理论和相关研究文献可知，近些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受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大量探索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的文献不断出现，更凸显了在劳动力成本趋势性上升背景下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微观企业生产率或创新的影响，更是讨论的热点问题。结合以上的相关理论和经验证据，已有文献的主要结论和趋势有如下特征：

    第一，大部分的文献都支持人工成本的上升推动了企业的研发创新的动机，进而对企业生产率产生了促增作用，进而印证了高工资诱致企业创新的观点。劳动力成本的上涨短期内会降低企业利润，从长期均衡来看企业可以进行生产、管理的创新，从而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虽然有文献也指出，工资上涨虽然突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但是这一作用是有限度的，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

    第二，大部分文献也支持不同性质的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高工资—高效率”效应。企业的生产性质与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密切相关，较多的经验研究支持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更有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因为他们无法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投入来对冲规模报酬递减的趋势，另外不同规模企业的“高工资—高效率”效应仍存在一定的分歧。针对中国企业的相关研究也较为关注“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对比，其结论也倾向于非国有部门更有积极性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来对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第三，已有研究文献较为关注“高工资—高效率”的具体原因。针对“高工资—高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主要是从资本替代和研发创新这两个方面的企业行为来展开，较多的文献支持当劳动力成本上升，为了追求成本最小化，企业将以价格相对较低资本来替代劳动，更多的资本投入进而推动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也有不少的文献指出，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激励企业加大了研发经费的投入，通过研发创新来补偿劳动成本上升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