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企业进口中间品与国内劳动力等要素的相结合，推进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不断扩大，技能工人和非技能工人的工资差距不断扩大。尤其是近些年来，我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挑剔性不断提高，为提高产品质量并获得更高的市场竞争力，较多的企业越来越倾向于进口质量水平相对较高的中间品。

    现有中间品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主要基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模型(H-O模型)和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S定理）来展开，并被大量文献所证实。Martins和Opromolla（2009）通过对葡萄牙数据的测算发现，进口对工资的影响至少与出口是同等重要的，在控制了决定工资的其他影响因素后，当企业增加了中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员工工资会呈现增长的趋势。Amiti和Davis（2012）发现，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一个企业增加进口中间品的比例，也会提高其利润和工资，尤其是当企业从内销转向为对外贸易时，较大的进口企业的工资也会增加。Arkolakis和Ramondo（2013）发现，针对跨国公司来说，通过在国外建立子公司可以进口更为廉价的中间投入品，从而实现本公司工资的增长。

    进口中间品具有较为显著的企业生产率提升效应。最终产品贸易自由化，通过竞争促使企业进行研发创新以提高工资（Caselli，2014）。中间产品贸易的自由化虽然缓解了竞争，但是中间品可以通过种类效应、质量效应和学习效应提高企业绩效（Amiti和Konings，2007）。Coe和Helpman（2004）证实了进口的数量和种类效应存在与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机制中，而Melitz,M.J.（2013）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又说明了增加新产品的种类促进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Halpern等（2011）运用企业面板数据证实了进口的种类效应，即进口中间品的投入使得企业的全要素增加了14%，而中间产品种类在其中的贡献率高达三分之二。这些研究证实了进口中间品有利于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会伴随着企业企业的同方向增长。

    企业进口中间品具有显著高技能互补效应，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可以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工人的使用。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前沿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中间品，由此可以间接分享发达国家先进的研发成果，但是这也需要本国的熟练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的先进研发资本匹配（Feenstra和Hanson，1996、2003；Ethier，2005）。考虑劳动力市场的搜寻-匹配的情况，高技能劳动力工人可能会匹配到落后的技术（Davidson et al.，2008），只有在高技能劳动力工人与先进技术相匹配时，才能产生较高的生产率，既具有竞争优势的匹配情形，因而处于高技能劳动力工人与落后技术匹配情形的企业，为了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生存，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即高生产率企业通常选择高技术，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较高。具体来说，Acemoglu（2003）强调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作用，即贸易通过提升高技能商品的价格而增加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Feenstra和Hanson（1996）构建的中间投入品贸易模型（或外包模型），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进口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中间品，造成其国内制造业高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了31%～51%。与此相反，低技术工人只能与相对落后的技术匹配，具有这种匹配情形的企业在国际贸易竞争的背景下，规模会逐渐缩小因而对低技能劳动力工人的需求也会减少，这是因为生产过程由一系列的生产任务组成，具备不同技能的工人从事不同的生产任务。当出现技术进步时，那些从事常规化生产任务的工人容易被替代，进而减少了它们的就业（Acemoglu和Autor，2011；Autor 和Dorn，2013）。因此企业进口品后会增加高技能劳动力工人的使用，并减少低技能劳动力工人的使用，从而使企业整体的工资水平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