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在院里的组织安排下，我有幸聆听了周黎安老师题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回顾与展望”的讲座。周黎安老师创新性地提出了政治锦标赛和行政发包制两个概念。政治锦标赛即是通过地方官员之间基于GDP及相关经济指标的竞争带动市场竞争，形成“官场+市场”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行政发包制则是指我国政府从中央到乡镇通过逐级分包的方式完成各项规划目标。

    周黎安老师列举了国内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案例，充分证明了政治锦标赛和行政发包制能够很好地解释我国经济近40年来高速发展的原因。同时，张维迎老师在《市场的逻辑》一书中主张市场经济。两位老师的观点表面上看似乎有矛盾，实际上仔细分析，还是统一的。正如周黎安老师所说，我国政府扮演着多重角色，除了实现安全、健康、环保等基本目标外，还需要完成GDP等经济指标。可能有人会提出，如果把这一部分由市场来完成会更加高效，因为市场通过竞争能够实现高效率，而政府官员没有激励相容机制。然而，实际情况是，我国政府制定了一套能够激发地方官员努力发展地方经济的机制，那就是将地方经济的发展等指标与晋升挂钩的机制。有了这个激励相容机制，至少从政府官员承担的这一角色来看，官员更像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身份，即将本地区看作一个庞大的企业，官员作为发展本地经济的一把手，如果经济发展水平不明显，官员将承担责任（无法晋升），如果经济发展水平高，官员将获得利益（晋升）。

    反过来说，作为发挥市场经济竞争优势的基本单位企业，也不一定完全是以追求高效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比如家族企业，谈论得比较多的问题就是用家族内部人还是派职业经理人管理。大量研究表明，至少在现阶段，我国的家族企业还是以家族传承为首要目标，并非效率第一。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的家族传承文化，比起通过引入职业经理人等手段更有效地发展企业，家族企业家更愿意在保证家族传承的基础上获利为目标，即使获得的利润更少一些。并且在此文化背景下，家族企业更愿意聘请经营管理的外部人员来管理企业，比起现代企业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可能更加适合我国的家族企业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如果激励约束机制设计合理，政府也是可以参与到市场经济的建设中的。而如果其他如文化等因素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时，诸如家族企业即使身处市场经济中也可能不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关键在于能够设计出能够保证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成本收益平衡的机制，这样的话，一些表面看似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行为就变得合理可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