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针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抓大放小”的战略性改革。具体来讲，“抓大”是指中央政府把监管重点放在一些大型企业上，而“放小”是指除了通过内部重组、员工持股、合资等方式将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外，将剩下的国有企业下放到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监管。政策并没有明确指出哪些企业由中央政府监管，哪些由地方政府监管。那么，哪些因素是将企业划分为“抓大”组和“放小”组的决定性因素呢？

    由徐立新、李力行等近期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的名为“哈耶克，地方信息与制高点：中国国有企业的分权”（Hayek, Local Information, and Commanding Heights: Decentraliz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一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地方信息是解释我国国有企业在“抓大放小”改革过程中决定企业集中管理还是分散管理的关键，即：当与政府的距离越远时，国有企业就越有可能被分权，并且当通信成本越高，企业绩效异质性越强时，这种距离-分权的相关性越明显。

    从距离的角度来解释这一政策的理论来源于哈耶克的假说：如何我们能够同意社会的经济问题主要是对特定时空环境变化的快速反应，那么最终（经济如何发展）决定应当由最熟悉这些环境的人做出。我们无法希望首先将所有相关知识集中起来，将知识整合后再做出决定。

     将这一假说与研究问题相结合可以分析得出，如果要把国有企业权力下放的话，将政府划分为拥有较大监管权利的政府和拥有较小权利的政府，那么，拥有较大监管权利的政府离国有企业较远时国企的效率，比拥有较小监管权利的政府离国有企业较近时的效率高。

    当然，哈耶克的这一假说并不是说所有国有企业进行分权管理都是最优的。对于涉及战略性产业的国有企业，即使这些国有企业距离政府很远，也是政府重点监管的对象。这一类企业的距离-分权效应并不明显。这些战略性产业即是“制高点”。二战后很多国家都采用了对“制高点”产业的监管，比如法国、印度、德国、韩国、日本等对国防、钢铁、铁路、船舶等战略领域的监管。

    为了检验距离对分权的是否存在经济集聚效应，文章创建了一个安慰剂距离。因为通常情况下，即使按照行政区域划分，我国不同地区也具有政治和经济重叠的情况。为了排除距离对分权的经济效应，文章构建了安慰剂距离。安慰剂距离的构建方法是，对于央企，安慰剂距离是指上海政府与国企的距离，对于非央企，安慰剂距离是指企业管辖范围内最大的非省会城市。使用这一距离即可消除距离对经济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检验距离对分权的内生性问题，文章使用“三线建设”这一政策作为工具变量。之所以选择这一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原因在于三线建设发生于1964年，与企业分权改革相隔三十多年，两者不存在直接的联系。同时，三线建设对于当时的国企与政府的距离具有直接联系，因为当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远离美国、苏联等国家的外部战争威胁。

    通过检验后发现，距离与国企分权具有显著性，但是距离与具有“制高点”的企业并不具有显著性。这篇文章对于如何通过经济学规范研究我国政策提供了很好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