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质量由什么因素决定？从供给需求角度来看，大体上有两种解释，一种理论认为，产品质量由供给决定。比如：苹果手机，并不是消费者先提出对触摸屏手机的需求才出现的苹果，相反，是苹果公司通过质量创新先把具有触摸功能的手机研发生产出来，才“创造”出消费者对手机的新需求。但是，为什么像非洲、东南亚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对苹果手机的需求没有被激发出来，而是对更加经济实惠的小米情有独钟？

    最早研究产品质量的一篇文章给出了解释。Linder (1961) 在一篇170页的毕业论文里提出了一个猜想：由于高收入消费者倾向于购买更高质量的产品，因此消费者的需求导致高收入国家生产和出口高质量产品。56年后，Dingel (2017) 在《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上发表的一篇名为“the determinants of quality specialization”的文章，对Linder的猜想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表明，家庭需求可以解释收入与质量之间的关系，即“家庭市场效应”。每个消费者对产品的偏好是非同质的，与低收入国家的消费者相比，高收入国家的消费者更希望使用更高质量的产品。当然，这一论证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低收入国家没有消费苹果手机的需求。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来消费苹果手机。但是，也可以反过来思考，如果由收入决定质量，那么，什么决定收入？如果一个国家无法生产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而只能生产低质量低附加值的产品，那么收入也无法涨上去，也不会出现更高层次的需求。这似乎是一个无限负循环。

    需要指出的是，收入与产品质量明显是一个内生性很强的因素。而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仅仅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有些时候，收入促进产品质量提升，有些时候，产品质量又促进收入增长，无限循环。关键还是要看这个国家的市场化机制是否能够促进本国的产品质量和收入的双提高。

    以美国为例，其通过构建一套完整的体系，包括基于市场竞争的产品质量信号传递机制，再配之以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体系，能够充分激发出国内的创新活力。有了这些高质量的制度环境，美国的产品质量和收入实现了双提高。无论是从科技论文的人均发文量、人均引用量、热点论文量，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累积人数，重大发明数量，以及500强企业数量等等，还是从人均收入，全要素生产率等，美国几乎全面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因此，一套成熟的能够激发市场活力的产品质量信号传递机制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因素。在这一制度环境下，才能够真正实现产品质量的提高，进而促进收入的提升，收入的提升又进一步催生出对更高质量的需求，最终形成一个正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