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幸福的思考更具完整性和哲学性，他们继承了道德伦理价值传统，并不相信经济增长和财富的增加是促进人们幸福的唯一因素，相反，他们更愿意研究经济活动对人的主观心理感受的促进作用，人类的福祉和幸福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坚持“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并且认为，不是在社会达到绝对繁荣的时候，而是在社会中，当他们处于进步状态并变得越来越富裕时，大多数人似乎是最幸福和最快乐的，他们处于社会倒退的状态时，感到悲观失望（亚当·斯密，1776）。在“道德情操论”中，他认为财富和地位只是无用的小物，它们可以带给我们的类似于古玩爱好者的收藏品，并没有身体的舒适和安心（亚当·斯密，1759）。

　　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杰文斯首先对效用进行了正式全面的研究，他从消费的角度审视了幸福。他认为，消费过程是追求幸福和减轻痛苦的过程，为最大的幸福交换最少的痛苦是必要的。他还将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工作时间的分配。他认为工作是痛苦的，而工作收入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平衡的工作时间应使劳动力的边际效用与边际成本相等。杰文斯对幸福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在心理学中苦涩的研究中引入经济学的定量方法。在他的经典着作“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幸福”被“满足”和“痛苦”所取代，以“伤害”来检验“人类日常生活”中对人们最强烈和最坚定的影响。与此同时，他非常关注影响幸福的商品利益以外的其他因素，他在“经济原理导论”中写道：“即使在宗教，家庭情感和友谊中也是如此。穷人可以找到很多才能、机遇，这些才能是最快乐的源泉（杰文斯，1871）。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霍布斯和庇古已经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用“福利”取代了“幸福”来调查经济活动。庇古认为，幸福指的是心态的满足。它将福利分为经济福祉和非经济福祉，并认为经济福祉不能用金钱衡量，也不能用金钱衡量经济福祉，为了增加经济繁荣，有必要增加产量，增加总收入，使国民收入分配更加统一。为了增加非经济福利，有必要满足公众的精神需求并获得个人自由（庇古，1920）。在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了罗宾斯和其他人的批评。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应该排除价值判断，并且不能证明利益的可衡量性和个人利益的可比性。帕累托理论也批评了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他用边际效用理论取代了基数效用理论，完全排除了福利经济的价值判断，取而代之的是实证研究。因此，序数效用理论的兴起打破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联系。经济正在逐渐离开人们的传统，在经济活动中考虑情感因素，实用功能只能表现出人们对商品的偏好。研究和幸福正在逐渐消失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帕累托，1916）。

　　对幸福的真实、系统的研究始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生活质量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社会福利急剧增加，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开始富裕生活的人们已经开始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解决生活质量问题。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首次提出了生活质量的概念，他认为生活质量是指精神享受的快乐或愉悦，以及人们生活的舒适和便利（布雷斯，1958）。1966年，鲍尔发布了一系列“社会指标”，允许美国建立社会指标体系来评估生活质量，这一运动后来在欧洲国家进行。在美国和欧洲这一领域的研究使得人们关注其他国家的生活质量研究，各个国家都开展了生活质量研究。生活质量研究的增加使经济学回归到“以人为本”的“以物质为导向”的研究。但正是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才真正让人们思考经济发展的目的。在20世纪70年代，他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收入和福利的变化。研究发现收入增加的美国人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伊斯特林，1974）。所以他在1974年提出“伊斯特林悖论”，引入这一悖论为现代经济中的幸福研究打开了大门，从那以后，经济更关心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