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用极其简洁的经济术语总结出幸福公式：幸福=实用/欲望。这个公式的正确性不是我们所讨论的，但其明确指出了幸福经济研究的切入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幸福变成了效用，幸福的衡量问题是研究幸福的核心，即效用的衡量。效用是指产品或服务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程度。效用指标的研究始于杰文斯的边际效用理论。在19世纪70年代，杰文斯根据边沁的思想探索经济学视角下的幸福。他论述了工作的苦是可以测量的重要观点，并进行苦乐的均衡分析，把工作获取的快乐视为工作（最低收益）的积极效用，把工作中痛苦视为工作的消极效用，这样便可以确定均衡工作时间。从那以后，幸福和效用的衡量便成为了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

　　政府希望可以以最小的投资为社会带来最大的幸福，格雷厄姆的方法是政府推出旨在提升幸福的公共政策。格雷厄姆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在他们的幸福研究中更广泛地看待福利和效用，并指出萨缪尔森的显示偏好理论的局限性（如法准确衡量通货膨胀、不平等甚至环境退化的福利效应，政府政策和制度的福利效应），提倡表达多元化的偏好，与此同时采用包括互存效用和程序效用的经过拓展的效用理论。

　　阿马蒂亚·森对人类幸福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在《贫困与饥荒》、《以自由看待发展》和《伦理学与经济学》等论著中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在他的理论中政策决策者应该将促进人类的幸福当作终极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人类的选择自由以及自由能力的提高，以解决贫穷的问题，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从而实现幸福。

　　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提出的“体验效用”论是一支“独特”但可纳入“基数论”的效用观，它有即刻效用和记忆效用两类，以“快乐与痛苦体验效用的可测度性”证明了客观幸福的存在(Kahneman，2000)。卡尼曼依据与他人一起开发的DRM对“体验效用进行测量。DRM 具有明显的实验心理学研究色彩，它是将人的行为放在能重复观察的实验中，对瞬间的情感状态的精确测度，是对“体验取样法”(ESM)的改造，实际是对“基于当期的”和“基于回忆的”体验效用两分法的具体运用。利用专门为避免回忆偏差而设计的程序全面地反映他们的日常活动和经验，对人们如何消耗时间，以及他们在生活中采用的不同预防措施进行评估。 DRM专注于当前体验的价值及其与时间使用的结合作为衡量幸福的指标。在操作期间，DRM通常使受试者根据特定的问题结构在白天描述和再现幸福的状态并实时测量和评估这种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