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国富论》发行以来，国民经济发展必定会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促进人民福祉的观点已经成为一种“常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国民收入大幅增加。根据传统经济学的逻辑，个人收入的提高必然大大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但是，这种假设并未在现实中实现。然而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幸福感不亚于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尽管人们往往只能保证温饱。这种鲜明对比促使经济学家质疑经济增长对人类幸福的是否具有至关重要性。 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利用1946年至1970年的30次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社会调查的数据来研究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最后撰写出《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人们的幸福》这一篇论文。这项研究有三个重要发现：第一，个人收入水平与幸福感之间确实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即高收入人群平均比低收入人群更幸福。其次，在一个特定时间点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分析中，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确定。第三，时间序列数据的纵向比较并未表明幸福随着经济增长或国民收入而相应的增加。后人称经济增长与幸福之间的这种矛盾现象为“伊斯特林悖论”。

　　“伊斯特林悖论”直接质疑了经济增长必将带来个人幸福的这一经典论点。经济增长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虽然研究人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直在通过独立研究不断探讨经济增长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但几乎所有的研究结论都是对“伊斯特林悖论”的证实。个别研究的结论补充并丰富了“伊斯特林悖论”，指出虽然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提升幸福感，但特定收入增长期的短期影响远远大于长期影响。与此同时，“伊斯特林悖论”在实践层面  得到了“验证”。例如，从1956年到2004年，英国国民的平均收入几乎翻了两番，但同一时期幸福感高的国民比例从52％下降到35％。近年来，伊斯特林和他的团队从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研究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对于“伊斯特林悖论”存在的根本原因，经济学最广泛使用的理论解释是边际效用递减。根据边际效用理论，当收入水平很低时，收入与幸福之间的相关性相对较高。如果收入超过一定水平，相关性就会减弱。即使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经济增长不仅无法带来同样的幸福，甚至会减少人的幸福。经济学家们在解决伊斯特林悖论方面取得了有限的进展。一些经济学家通过推翻传统的理性主义理性人的假设，然后扩展传统的效用和福利概念来重建人类的幸福。一些经济学家正试图提出“幸福经济学”解决“伊斯特林悖论”。然而，总的来说，很难有消除打破“伊斯特林悖论”模式的经济手段。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无形需求的公共支出应该同时增加，包括家庭生活质量、健康、基本人权和通货膨胀预防的显著改善。也有人指出，经济学研究的困境是基于经济本身，这意味着研究了太多的变量，如收入、财富，然而包括健康、自由等非经济因素则被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