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2025”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在2017中国工业质量品牌建设论坛上的演讲
发布时间:2017-11-28     字号: [小] [中] [大]

   11月21日,程虹教授受邀在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办的“2017中国工业质量品牌建设论坛”上作专题演讲,中国工程院院长、战略咨询委副主任周济,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罗文参加了本次论坛。现将演讲内容整理如下:


    尊敬的周济院长、罗文副部长,尊敬的各位专家和企业家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中国制造2025”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质量问题在中国已经不是单纯讨论其是否重要的问题,而是要将它落到实处。所以,中国制造2025要实现十九大所提出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最重要的就在于要找到如何实现它们的具体方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一项看似最笨最基础的工作,那就是全力开展“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将企业和劳动力进行匹配调查呢?我们说,“三大变革”有一个最大的背景,就是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升。中国企业近40年来依靠劳动力红利实现增长的模式正在发生改变,企业的很多行为也发生根本性改变,到底这些变化是怎样的呢?这就是我们开展CEES调查的原因所在。

    三年来,我们投入了近1000名硕士生、博士生和老师,花费了近2000万元,对我国1208家企业和11366名员工进行了持续的年度调查,在员工调查上,我们在每家企业以3:7的比例对管理者和普通员工进行抽样,深入分析员工的变化对企业行为变化的影响。

    CEES调查的发起人,除了我本人,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都阳教授等专家。

    为保障调查数据能够真实反映企业的真实状况,我们引入了目前国际上企业调查最苛刻的质量管理系统,并通过APP对每位调查员进行电子系统跟踪,及时收集并反馈调查现场情况。我们的企业问卷包括1030个变量,涵盖了基本情况、一把手情况、生产情况、销售情况、技术创新、质量能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企业制度等方面;员工问卷则涉及个人基本信息、工作状况、工作历史、保险福利、管理效率和性格特点等。

当然,这项调查的开展也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的调查员经常会遭遇被拒之门外的情况,反复沟通上10次、在一家企业门口坚守2-3天更是不胜枚举。去年夏天,我们在武汉经开区做调查,当时我们的抽样企业中有一家美国在中国的汽车零配件企业,调查小组成员与该企业人员反复沟通了5天,却依然没办法推进调查的开展。最后,我们老师亲自到现场,带着调查员在企业门口等了近2个小时才顺利进入。尽管CEES调查有着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我们都逐一克服并成功开展。明年,我们还将同时对我国3000家企业和10万名员工进行匹配调查。

    当然,该项调查的红利也是非常大的。今年6月20日,我们在武汉大学发布了CEES数据成果,引起了各级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0月底,我刚从斯坦福大学访学回来,武大质量院与斯坦福大学签署了长期合作协议,建立了平等的交流机制。可以说,我们在这一研究领域,特别是数据资源的拥有上,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拥有来自中国一手的大量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和数据分析,可以真实反映正在变化的中国的质量、效率和动力状况。

    下面,我们就看一看这些调查数据反映的中国当前的质量、效率和动力状况到底如何?

    我们先看一看我国当前的质量状况。CEES调查采用规范的“质量创新调查”量表,搜集1050家企业,2010年至2015年的质量创新指标数据显示,我国企业质量创新能力有了明显提升,质量创新提升对我国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数据显示,平均得分从2010年的0.503上升到2015年的0.561,年均增长2.2%。质量投入得分从2010年的0.56上升至2015年的0.63,年均增长2.4%;质量要素配置从2010年的0.48上升至2015年的0.53,年均增长2.0%;产品质量产出从2010年的0.51上升至2015年的0.56,年均增长1.9%。

    在效率状况的调查上,CEES调查采用《美国经济评论》《经济学季刊》 等顶级期刊发表一系列论文的“世界管理调查”(WMS) 量表,搜集1084家企业2010年至2015年的管理效率指标。数据显示:我国企业管理效率指标有一定提升,平均得分从2010年的0.515上升至2015年的0.539,年均增长1.0%;管理效率提升对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高管理效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比低管理效率企业高19.9%。而那些低管理效率的企业之所以困难,就是因为其发展方式依然处于对低劳动力生产的高度依赖。此外,企业效率的另一个明显表现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引进智能化机器人。我们的调查结果证明,智能化机器人、数控机器设备对企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我国企业引进智能化机器人的比例从2013年的不足1%提高到2015年的9.9%,增幅高达9倍之多;与未采用智能化机器人企业相比,使用智能化机器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出49.7%;与未采用数控机器设备企业相比,使用数控机器设备企业的工业增加值要高出1.2倍。

    再来看看动力状况。调查显示:第一,我国企业的研发创新动能显著增强。数据表明,2013年以来我国企业研发强度逐年提升,从2013年的1.5%逐渐增长到2015年的1.9%,已接近OECD国家平均水平。第二,我国企业日益重视产品创新,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不断提升。2013年以来,我国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从2013年的16.3%逐渐增长到2015年的19.3%;新产品销售收入则从2013年的平均4294万元上升到2015年的9321万元。第三,创新动能对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与未新增专利企业相比,新增专利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高出42.6%。第四,新产品开发对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与未进行新产品开发企业相比,那些进行新产品开发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平均高出1.1倍。


    下面,我想谈一谈如何进行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

    1.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我们通过对1030个变量的研究发现,制约“中国制造2025”发展目标实现的关键瓶颈,不是技术、也不是管理方法,而是人力资本质量不高。数据表明,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仅为15.9万元,这一指标仅相当于美国的7.4%,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我国34.6%的员工仅拥有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有44.6%的员工从事着几乎不需要培训(不到一周)就可胜任的低技能工作。我们知道,质量是靠复杂劳动来生产的,而调查发现,一半以上的员工一个月几乎碰不到一次需要动脑筋才能开展的复杂劳动,基本上只需要进行简单重复的劳动。此外,我国仅有19%的员工拥有职业资格证书,超过80%的员工不具有任何职业技能。实际上,中国质量最大的挑战是劳动力的低素质,在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的背景下,很难整体提高企业的发展质量。所以说,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关键在于提升员工尤其是一线员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并且要通过企业在职培训提高员工的工作技能水平。

    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前不久发布了另外一项调查指标更加让我感到不安:我国农村的年轻人中有近60%没有受过高中教育。从德国、日本等国的经验来看,中国要发展就必须真正地走教育强国的道路,要从人力资本质量着手,释放人力资本的红利,这样才能推进质量变革。

    2.提高管理效率。调查发现,我国的管理效率位次与阿根廷、智利和土耳其等国处在同一水平线。在我国,与很多大企业进行配套生产的中小企业的管理效率非常低,这是我国工业的一块短板。与美国相比,中国低管理效率企业占比高达31%,较美国的相应指标高出4个百分点。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中小企业的管理,大多不与员工激励相挂钩。

    3.提高产品创新。大家知道产品创新离市场最近,而那些有产品创新的企业,其全要素生产力贡献最大。我们研究发现,中国的企业仍未普遍形成研发创新的自觉意识,超过60%的企业没有设立独立研发部门,超过80%的企业最近3年没有新增的发明专利。一些企业进行研发的目的,是为了申报各类社会评奖,抑或是完成项目结题之类,而不是真正把这些发明和技术匹配到生产中,转化为产品,这是我们目前的另一块明显的短板。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要以产品创新为导向。

    4.真正发挥团体标准改革的功能。实际上,中国质量最为严重的不在于企业的质量管理,而是宏观上的质量治理。比如,我们的标准非常单一,占压倒性地位的还是政府的各类标准,而真正反映市场主体意愿、由市场主体自愿制定并自愿执行的团体标准还只是刚刚起步。如果不大力发展团体标准,就很难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也很难真正使标准转化为检测与认证,也不可能推动消费者广泛选择以不同的团体标准来选择产品的市场机制。

    5.加快质量治理改革。首先,要建立质量吹哨制度,使质量违法行为的监管收益、监管成本真正实现激励-约束相容。我在美国期间发现,美国产品质量出问题比较少的原因,并不是这些企业不敢犯错,而是因为这些企业被身边的大量员工和消费者监管着,一旦犯错就可能被这些人“吹哨”、政府就会发现这些企业的违规行为。其次,要建立以民事赔偿为基础的质量法律制度。企业现在之所以有大量质量违法的空间,不是因为政府监管不力,而是因为政府监管的处罚非常有限,且经常容易被寻租,所以企业并不惧怕被政府“罚得倾家荡产”,因为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所以,要引入质量处罚的民事赔偿制度,让消费者来起诉,这种起诉可以让企业付出高额的赔偿,甚至可以“赔得倾家荡产”。而无数的消费者的行动,会让企业的质量违规行为寸步难行,在“赔得倾家荡产”的风险之下,自然会变得更加守规矩。再次,要建立比较试验制度。在德国,包括在很多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消费者购买商品,往往可以通过第三方的“比较试验”结果所提供的具体产品质量信息,进行理性的购买。而我国的消费者一般只能靠广告和感觉来进行商品的购买。调查数据发现,在我国“比较试验”制度建立较早的地区,其辖区内企业质量创新的能力,较其他地区高出15%左右。所以说,我们应该尽快建立比较试验制度,较好地解决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质量信息不对称问题,形成质量共同治理的良好环境,助推供给侧质量能力的不断升级。最后,要建立中小企业质量公共服务制度。调查数据发现,以年销售收入小于或等于2000万元作为依据,接受质量公共服务的中小企业在工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增速上,分别较同类对照组企业偏高10%-12%。为中小企业构建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方面的质量公共服务,将有效提升中小企业在细分市场的竞争能力,有助于打造中国的“隐形冠军”。

    以上就是我通过CEES调查的数据,反映出来的我国制造业的质量、效率和动力的现状,特别是分析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路径与方法。中国制造2025,最重要的也是要推进这三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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