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跟朋友在路上边走边聊，聊到开心时，难免笑的夸张了点。朋友突然忍住笑，看了下四周，问我们，他是不是笑的太大声。让我不禁想到了3年前，坐了13个小时的飞机后，拖着40多公斤的行李，在首都国际机场等待着10个多小时后的转机回武汉。或许是因为被整个行程弄得太累而对声音特别敏感，也可能是周围真的总有人在吵吵嚷嚷，我发了一条状态，大概的内容是“我明白了回国的那种落差，好像就没有过一刻的安静”。就在这条状态下，一个朋友回复，“这里是中国，同学，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不知道如何回复，也就是从回国的那一天起，很少跟不熟悉的人提及自己出国的经历，担心不经意的一个感慨就被烙上崇洋媚外的烙印。就算在瑞士待了一年，欣赏并羡慕着这个国家的一切，我依然更喜欢国内，这个发展中的国家，更喜欢武汉，这座发展中带点市井文化的城市。

    上周，有幸随导师和几位老师同学一同前往香港进行学术交流，除了在跨学科论文合作讨论中收获颇丰，又一次受到规则意识带来的冲击。在香港短短三天里，大家会不自觉地低声交谈，上手扶电梯会刻意靠右站立，丢垃圾时会注意分类，过马路会严格按照指示灯。我在地铁上习惯性地渴了喝口水，也会觉得有点尴尬。有时候会觉得这些行为太过刻意，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些行为或许就不值得一提。而同样对于这些行为，我在到瑞士的第一个月里，会觉得他们死板、不懂得变通，比如视线内没有车辆的马路，却一定要等按按钮后指示灯变绿才会通行。一段时间后才明白，他们不过是规则意识强，而好的规则本身就是拿来遵循而不是打破的，而这也仅仅只是一种习惯。

    当然，我们在香港遵循的这些做法并不一定等于要效仿。比如2016年4月堪称伦敦最繁忙的地铁站之一——Holborn站为缓解拥堵，试行为期半年的自动扶梯使用新规。新规规定取消“左行右立”，全部改为站立通行。早期的一次试验结果表明，自动扶梯取消左侧先行将使得车站的拥堵减少30%左右，提高客流。但此项新规在该站的第三个上行扶梯和伦敦的其它各站均未试行。这么看来，“左行右立”的规则本身是出于提高效率的好意，但其适用性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对于大陆的繁忙的地铁站自动扶梯来说，似乎并不适用。

    在瑞士与德国边界的一个小城市——Schaffhausen，垃圾站有七八种颜色的垃圾箱供垃圾分类——玻璃瓶、塑料瓶、纸质垃圾等，垃圾袋是需专门购买的，每个袋子得贴上在邮局买来的价签贴纸后才能合法丢弃，不同大小的垃圾袋贴纸的面值和价格不等，相当于丢一袋垃圾需要花十几块到几十块人民币，而每次因为分类，可能需要丢掉几袋垃圾。且不论丢垃圾费用略高，传言瑞士有垃圾警察，如果乱分类，警察能根据垃圾内容查到具体的人并给以惩罚。当然，我很庆幸没能用实际经历证明这个传言的真假，但丢垃圾真的是那半年里最让我提心吊胆的经历。而回国后，看到垃圾车把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两桶垃圾混到一起，这是不是又是一句“这是中国”能一语带过的现实？

    虽然如此，但这几年来，确实从身边的细节中感受到，越来越少的人在公交上吃东西，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在公共场合的言谈举止，越来越少的人随地乱扔东西，越来越多的人能在旁边的人红灯穿行马路时静候绿灯。有时候真的不需要把一些漠视规则、不适当的行为上升到素质层面，它们只是受根深蒂固的习惯和观念所累，而这些习惯和观念都在慢慢改变和进步中。我不知道这次香港之行的粗浅感受会不会换来一句，“同学，这里是大陆”。当每每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比他们想象中发展迅速时，当看到迪士尼纪念品店90%的精致礼品是MADE IN CHINA时，当参与企业调查发现那些所谓奢侈品牌的高质量产品是从这些不起眼的小企业中生产出来时，我所理解的“这里是中国”，不应该是对无序的借口，而更应该是无法解释中国制造价廉且物美和中国式发展奇迹时的褒义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