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则新闻，惠州果农反映柑桔滞销，相关农业部门就呼吁市民购买“爱心桔”，帮助果农度过难关，表面上市民果农一团和谐，然而背后隐藏着诸多问题。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公众特别容易拥抱大政府，认为政府才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一有问题就找政府帮忙。于是，失业的要找政府安排再就业，企业濒临倒闭要找政府拿贷款，桔农卖不动桔子也要找政府帮忙。

    如果说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扩张的考虑，常常故意混淆裁判与运动员的角色还能理解的话，那么市场主体本身对政府抱有各种各样的幻想，就耐人寻味了。实际上，中小企业与果农的区别不大，农业企业家要求政府给出路，与中小企业的诉求是一致的。甚至银行业的情况也与此类似，都处于科尔奈所说的“预算软约束”之下。假定市场主体在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预见到政府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兜底的话，那么这个市场就不会真正处于竞争之下。

    而果农和企业之所以产生对政府的依赖，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因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所造成的。政府不放心市场主体能自我调节，因此父爱主义泛滥，而这种父爱主义的行为又强化了市场主体的自我预期，进一步形成了他们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如此就陷入了“政府对亏损兜底，企业不能自我独立，进而又要寻求政府帮助”的怪圈。

    当然可以说果农寻求政府以及各界帮助，并且大打“爱心”牌，也是一种促销手段。同情心如果能够转化成购买力，那么针对同情心做一下广告也无可厚非。但需要注意到企业行为是“私权利”，而政府是“公器”。公器不可私用，其中的经济学道理是，一旦公器可以私用，并且没有什么成本的话，那么人人都会想要用这个公器。因为公器是有限的，所以很快会被用光，就好比说一块公共的草地，牧羊人可以不用花成本就能牧羊，那么所有的牧羊人都会尽可能多的放羊，结果会出现“公地的悲剧”，草地迅速会寸草不生。

    而且市场主体寻求政府解决方案，在政治决策过程不够透明公开的地方尤其容易造成其他的危害。尽管在短期内通过政府解决方案，有可能解决了市场主体的暂时性危机。但也有可能形成政府与企业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如果政府官员的行为又没有得到监督，极有可能形成寻租的困境。这也是地方政治决策不透明所造成的。同时，政府在困难时期对企业的救助，会不会演变成在企业光景好的时候对企业的索取，也是一个问题。而且政企不分的解决方案从长期来看也是不利于企业增强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的，就像离不开父母的孩子总不能长大一样，并不能真正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政府应该退回到“守夜人”的角色，而不要去干预市场主体具体的经营活动，不管是帮助企业还是压制企业，那要不是“捧杀”要不就是“棒杀”，都难以让市场主体自己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而对于果农而言，应该在扩宽销售渠道、运用更灵活的销售方式以及产品深加工等方面进行深入，尽早摆脱这种依靠政府的想法。不折腾父爱主义，市场才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