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虹：走中国质量发展的特色之路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质量院”）院长程虹，在第十六届中国质量高层论坛上发言的题目是“质量发展的中国特色之路——政府宏观管理下的市场驱动”，现将全文整理如下：
尊敬的张纲总工，尊敬的孙司长，各位专家，各位同仁们：
你们好。
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大家都知道的，以去年“三聚氰胺”为代表的事件发生以后，似乎对中国的质量事业的好评很少。第二个原因，我两周前刚刚从美国回来，因为武汉大学质量院正在和美国Fordham大学联合进行关于“中美质量监管体制比较”的国际研究。从中我受到一个最强烈的刺激，就是和我们大家自己的评价，也就是刚才第一个评价很不一样，美国人现在对中国充满了尊重，认为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值得他们学习。这两点在刺激我们研究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质量毫无疑问，应该是巨大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难道我们的质量真的像有些人说的今不如昔吗？所以我们就组成了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团队。同时，大家可能会很奇怪，武汉大学为什么会有一个质量院，是不是挂了虚拟的牌子？不是的。的确，“质量”的教学和研究以前在大学里面不是非常受重视。但是，武汉大学成立了独立的质量院，专门从事质量的教学和研究，这在全国的知名大学当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从侧面表明了质量在中国的发展，这也是我今天想讲这个题目的原因。我认为，中国这三十年来质量获得了巨大发展，这个发展而且是按中国特色道路来走的。我非常不赞成什么“质量今不如昔”的判断。有些人说，有一个证据，就是QC小组以前开展的非常好，现在开展得不如以前了。我觉得这个理由非常缺乏解释力。例如，虽然武汉钢铁公司过去有14万职工，现在武钢股份只有1.6万职工，但其生产的冷轧板全球领先。这些判断实际上忘记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忘记了李毅中部长今天早上说的，现在的工业化道路不是完全的劳动密集型，是工业化加信息化。
我们的质量发展的特色之路是什么？这就是我演讲的副标题，那就是“政府宏观管理下的市场驱动”。中国这几十年来的质量进步，毫无疑问是由小平同志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时，我们走了一条与美国不一样的道路。那就是我们非常强调政府的宏观管理。所以我理解，国家质检总局作为国务院的行业主管部门，如此地强调宏观质量管理，原因就在这里。中国质量发展的DNA，就是政府宏观管理下的市场驱动。
一、改革开放30年中国质量发展的若干标志
我认为中国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若干重大标志：
第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是我国质量发展的总体标志。我国2008年的GDP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我非常不赞成有些人说我们现在中国只是做大，没有做强。我们可以稍微地回到基本面，什么叫GDP。GDP是某一既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内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我在想这么一个实证的事实，怎么能够说我们中国的质量在下降？难道一个国家的最终产品销售额越来越大，反而质量越来越下降？这在科学上是没有办法被解释的。
第二，进出口总额的激增是我国质量发展的国际化水平标志。有些人说你的出口水平很低，是低质量的出口。这个话恐怕违背常识。中国所有的出口，都是达到出口目的地国的严格质量标准的。我们没有一件产品是按照垃圾产品来出口的。中国进出口总额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大国，如果说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是质量低劣的，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世界所有人民都在选择低劣的产品，而这肯定不是事实。我们这里面做了很多数据化的研究。2008年，我国进出口总值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猛增到25616亿美元，年均增长18．1％，2002——2008年，进出口总值以年均25．9％的速度增长；我国出口总值为世界第2位，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进出口总额占世界总量的8%以上。我觉得做科学，不能谈感性，要谈实质的判断，要用事实来证明。科学不是判断，科学是能够被证明的判断，那就是数据。
第三，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是我国质量发展能力提升的标志。建国初期，我国出口商品的80%以上是初级产品。70年代，初级产品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仍在50%以上。 整个80年代，工业制成品出口所占比重都有大幅度提高。198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接近出口总值的一半，达到49.7%，1989年上升到71.3%。我们国家现在工业制造品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90年代，机电产品成为进出口的主力商品， 1990年机电产品出口110.9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17.9%，到1998年，机电产品出口扩大到665.4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36.2％，成为我国出口第一大类商品。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以IT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高速增长，2002年至2008年七年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平均增速高达36.8%。有多个产业在世界排名第一，绝对不只在服装产业排名第一。我们在电子信息设备、钢铁、家电这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行业，我们都占世界第一。在美国，很多人愿意穿几块钱、只穿一段时间的牛仔裤。中国人也可以做出可以穿许多年不坏的牛仔裤，问题是消费者他们不需要，因为质量的标准必须和消费者的需求相联系。我认为，质量安全是绝对标准，而质量发展是相对标准。不同的消费者本身对质量有不同的要求，出的价钱也不一样。不能说，价格高就是质量好，价格低就是质量不好。低价格的产品，在那个价格条件下，也一样可以作出与价格相一致的好质量的产品。
第四，与国际相同的标准规模化应用是我国质量发展中开放度持续提高的标志。我国主要行业采标率接近70%。全国企业采标率达到40%以上。广东作为中国第一出口大省，重要工业产品平均国际标准采标率超过77%，北京、上海、青岛等城市，采标率超过80%。
第五，名牌产品市场份额的持续扩大是我国质量发展的结构性标志。中国名牌产品和省级名牌产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5% 。中国名牌产品中，超过六成是著名品牌出口，受到各国消费者的普遍欢迎。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有43家上榜，有的人说中国企业上榜大而不强，但是可以看看中、农、工、建这四家银行，除了农业银行没有上市，这些银行在服务质量上的水平，难道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这些股份制银行有什么区别吗？没有。我认为他们的服务水平在不断地提升。
第六，质检机构与体制的不断改革是我国质量发展机制能力的重要标志。我们刚刚完成了美国截至2009年9月30号的“美国质监体制变迁过程”的研究，研究结果证明美国质检机构到现在为止也还在快速变化，即使到现在美国的FDA也在不断调整。我们中国的质监机构，也在基于重大问题不断优化和调整。1988年，原国家经委质量局、国家标准局、国家计量局合并,组建成国家技术监督局。1998年，将国家技术监督局更名为“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2001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简称国家质检总局，是国务院主管全国质量、计量、出入境商品检验、出入境卫生检疫、出入境动植物检疫和认证认可、标准化等工作，并行使行政执法职能的直属机构。建立从国家到县的监督检查体系，包括负责制定、组织和实施质量监督检查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行为的各级质量监督行政部门，以及质检技术机构网络，这些质检技术机构网络由国家质检中心，省、市（州）、县综合性质监院（所）和省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构成。
第七，技术机构规模的扩大是我国质量发展技术能力提升的标志。根据国家认监委最新的全国实验室资源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各类对外开展检验检测服务的质监机构总量为2万余家，98%属于各级质监部门、各个行业（包括各部委和地方各行业主管部门）和社会各个行业主管部门（包括农业、卫生、出入境检验检测系统等），民营性质的中介检验检测机构大约有300—400家。由于国家质检中心机制的建立，全国从县到省，各地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土地资源来建设质检技术机构。比如：今天早上无锡市市长就讲到这个问题，给当地的国家级质检机构免费提供200多亩地和直接的财政投入，多项建设费用也给予豁免。可以说，目前全国都是这样一个趋势。
第八，第三方认证的普及是我国质量信用水平提升的标志。截至2008年6月，我国已颁发CCC有效证书22.6万张，对应的获证企业4万余家，认证的产品从最初的19大类、132种，发展到22大类、159种。有些人说现在认证的含金量真实性不高。我们可以用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77级大学生才27万，今年大学招生是600万人。我想请问一下，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到底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600万人来读大学，就个人的绝对值来说，当然不及那27万。但是整个600万人对中国国民素质的改善和质量提升的作用，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一个铁的事实。而且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还太低，还要进一步提升。如果按有些人的观点，如果进一步提升，就意味着质量下降，为什么全球都要提升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呢？
以上数据可以充分证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质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那些今不如昔的观点，在事实的证据面前经不起检验。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促进我国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
中国质量的最大国情是“过渡化”。我们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我反对中国质量的浪漫主义和悲观主义。所谓浪漫主义就是说只要我们一下决心，两三年就能解决问题。包括我们经常说的确保质量安全等等，这些说法都是非常形而上学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确保质量安全，包括美国。实际上美国去年发生的质量安全事件，也就是花生酱事件，自去年９月以来，美国43个州发生沙门氏菌疫情，死亡人数达到７人，其死亡人数超过了三聚氰胺。只不过中国是新兴的大国而已，中国的任何一件小事在国际上都会成为大事。这个不奇怪。另外一个就是对中国质量的悲观主义，认为中国质量一片黑暗。这完全不是事实，且美国人就不是这样看的。质量发展的过渡性，是我国质量发展的基本国情。
第一，在质量发展的“过渡化”阶段，我们发挥比较优势，提升劳动生产率，创造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质量供给。什么是比较优势呢？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我们经常被人所诟病的是，我们只会做低端的鞋子、袜子、裤子的问题。但是，质量水平是相对的，我并不认为奔驰轿车、悍马、沃尔沃就绝对是质量的标杆。我们有个企业要收购美国的悍马，我想这个收购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是高耗能汽车。沃尔沃被誉为世界上最安全的轿车，最近怎么样？也要被我们国家的一个企业所收购。刚才孙司长讲得非常好，消费水平的多层次性决定了质量供给的多元化。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人均收入达到4.6万美金的美国人，也对中国的低价格但不低价值的产品趋之若鹜。我在美国纽约下雨的时候买了一把伞，五美金一把。他们为什么不买500美金的伞？我们也可以生产出500美金、很长时间也不坏的伞。因为我们要发挥质量方面的比较优势，去生产世界上很多普通老百姓所需要的低价、高质的产品。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生产出像我们这么价格低，但是质量有竞争力的商品。否则，美国早就生产了。美国老是骂我们出口量大，它也可以生产，也可以按这样的消费价格来生产。有人说我们一把伞赚几美分，那有什么不对？我们就是通过这几美分积累了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我不认为一天到晚只能卖波音飞机就是强大。因此，我说我们发挥了质量的比较优势。
第二，我们实施了质量发展的后发优势战略，开放国外市场主体从而同步引进国际先进的质量管理，大量国际化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也带来了与其本土同样水准的质量发展水平。后发优势，是指相对于行业的先进入企业，后进入者由于较晚进入行业而获得的较先进入企业不具有的竞争优势，即通过观察先动者的行动及效果来减少自身面临的不确定性而采取相应行动，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例如：研发成本优势、行业风险把握优势等。我去年在东风做顾客满意度调查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有感慨的信息。东风的领导跟我说，有些人对东风和日产公司合作有一些想法，认为把这么一个大的国企、中国第二大汽车国企50%的股权卖给了日产公司是否合适。东风的领导告诉我说，他认为非常合适，在日产合资之前，我们的质量可以说和日产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今天，也就是08年，日产公司经过严格的内部评估，认为我们的质量水平和日产公司同步。这就是我们中国质量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式，那就是同步引进国际上最好的企业，让这些最好的企业带来最好的质量管理。目前，我国有外资企业25.2万家，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近60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GDP的贡献超过40%。在出口产品当中，按国际标准生产的产品出口量已经超过60%。因此，有人说我们的质量管理退步了，在中国的这些企业肯定是得不到检验的。
第三，竞争已成为我国质量发展的基本运行机制。企业面对竞争不断提升自身的质量竞争能力，并创新应用事实标准的竞争战略。有的人说质量是生产出来的，这也对；质量是监管出来的，我认为也对。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质量是竞争出来的。一个企业为什么生产高质量产品，是因为竞争的存在。当然，我们也不否定有极少数非法的企业，不正当竞争的企业，采取不正当手段来获取销售额。但是，应该说绝大部分企业都知道一个常识，如果不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他们最终一定会被淘汰。
第四，基于消费者的需求约束，成为企业提升质量能力的最大激励。质量主体有两个基本的市场主体：质量供应方——企业，以及质量需求方——消费者。今天消费者的地位，跟改革开放三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消费者的一个典型标志，就是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不同产品，用我们手中的货币去淘汰那些责任不佳、信用不好、品牌不响、质量不好的企业。
第五，经济结构不断升级，能源消耗量持续下降。产业结构调整，是能源消费结构合理化的有效抓手。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尤其是近三年来，能源消耗量在持续下降。据统计，2003年我国能源消费增速为15.3%，2006年增速为9.6%，2007年增速为7.8%， 2008年增速为7.7％，能源消费增速降至5年来最低。
第六，企业基于市场需求自主采用质量管理体系，也以市场方式配置质量工具。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从2002年至2008年，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各类企业数量已连续7年居世界第一。2008年与2001年相比，全国各类企业新获得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增长了6倍，产品认证证书增长了3倍。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作为国际通行的质量保证手段，在促进企业增强质量意识、提高质量管理水平和提升产品质量保障能力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不断推动和完善质量的宏观管理
质量的宏观管理是中国独有的，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的优势。我认为这不是我们的缺点，恰恰相反，这是被美国人所羡慕的地方。我们武汉大学质量院正在与美国的同行进行非常深入的交流，他们非常羡慕中国政府对质量工作的整体推动。
第一，以质量兴省（市、县）构建全社会的质量运行格局。我们的质量宏观管理，应该说比较成熟地开始了质量兴省、兴市、兴县，构建全社会的质量运行格局。目前，质量兴省（市）已覆盖20个省、市、自治区。我本人参加了好几个省的质量兴省具体方案的咨询工作，深深地感受到，用“质量兴省（市）”的机制能够调动起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让政府的各有关职能部门都按照质量这个主题来开展自己的工作。而且质量兴省、兴市、兴县，都是确确实实一把手在抓的工程：一是根据各省（区）的产业结构、地理环境等自身特点，制定具体工作目标。比如：广西用“质量兴桂”来促进北部湾地区的发展，山东做大做强山东制造，湖南推进质量兴湘、助力两型社会建设。二是坚持两大战略和一面旗帜，实施质量工程，推进工作开展。两大战略就是名牌战略和标准化战略，一面旗帜就是政府质量奖，质量工程包括质量兴企、节能减排、标准化管理、质量信用、安全监管、净化市场、技术投入、环境治理、客户满意、信息化建设等。三是建立政府牵头，多部门参与的协调运行机制。湖北省质量兴省会议与省政府常务会一起开，我们武汉大学也是质量兴省的领导小组成员，省长亲自决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由谁解决。我自己身为中间的一员，深深感觉中国质量发展在政府宏观管理上不仅有特色，而且有成效。四是设立政府质量奖，激励企业重视质量，提高全社会质量意识。我们的质量奖是等效采用美国波多里奇质量奖。
第二，基于不断完善的质量评价，制订有效的质量政策、技术、标准和法规体系。我们国家从82年以来，一直到2007年，前后推出了4种质量评价体系，分别是1982年两项质量统计指标——质量稳定提高率和优质产品产值率；1986年提出质量稳定提高率、优质产品产值率、质量计划完成率、监督抽查合格率、出口商品检验批次合格率；1994年提出了产品质量等级品率、质量损失率、工业产品销售率、新产品产值率等四个新质量指标；2005年发布了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我们武大质量院，现在就在做国家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光第一期的研究报告就有20多万字。我们提出宏观质量指标包括质量水平指标、质量安全预警指标和质量贡献率指标；宏观质量指标的要素包括统计周期、基期选择、评价对象、评价指标、抽样技术等。我国在完善质量评价的同时，还建立健全了大量的质量法规体系，包括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其中，法律包括适用于一般工业产品（商品）质量管理的法律、适用于专门产品的质量法律、适用于计量器具产品法律和专用于特殊领域的质量法律，共计10部；法规包括各类有关质量法律的实施条例、质量管理方面行政法规、质量监督行政法规、质量认证行政法规和地方质量行政法规五类；规章包括部门质量管理规章和地方质量管理规章两大类。这也是美国的做法，美国也是通过法律制度调整质量管理。
第三，面对重大质量安全问题实施监督检查制度。大家看到了我们作了一个专门的项目，就是对中国质量监督检查制度的完整的历史研究。这是我们做的实证分析，具体数据我就不说了，今天只能给大家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的监督检查越来越和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问题有关。1985——1991年，92%受检对象为集中于钢铁、化工、电气设备、机械等行业的工业生产资料产品；1992年——1996年，家电、服装、饮料、食品等生活资料产品种类开始增多，工业生产资料产品所占比重平均为78%。1997年——2001年，工业生产资料产品所占比重平均为61%，增加与消费者息息相关的消费品的跟踪抽查；2002年——2008年，工业生产资料产品所占比重平均为27%，抽查重点为涉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的产品。
第四，探索建立更贴近企业的区域监管体制模式。鼓励地方自主创新，突破现有的机构、人员身份限制，整合为区域的综合质量监管机构。中国改革开放非常大的特色就是地方自主创新。我们国家在质监体系上也是鼓励地方自主创新。现在有很多基层机构受人员、机构、编制的约束，但是实施内部的改革，建立面向企业的区域化的综合性的质量监管，减轻企业负担。我们国家有法律规定，计量、标准、特检是分成不同部门的。但是，在基层局，为了创新监管模式，把这几个放在一起，同步、有序、透明监管。
第五，探索建立宏观质量监管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广西正在建立宏观质量监管的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在广西的200多家农用化肥行业得到推广，实施监管的透明化。我们质量院和湖北省质监局正在进行一项研究，就是利用网络信息抽取和时空序列分析预警区域质量安全状况，实现实时质量信息的动态显示、各地信息的全面收集、质量现状的客观评价以及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等功能。这些在美国都没有，美国政府不管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我们中国政府的确是在做公共服务。
以上就是我今天给大家交流的主题和内容。我认为中国质量发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当然也存在很多的问题，这就是国家局要支持武汉大学质量院研究中国质量发展战略的原因所在。因为我们要从宏观的角度、战略的层面来推进中国的质量发展。
谢谢大家！
（转自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