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学术动态
2012年第1期（总第138期）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编 2012年2月27日
2012年2月27日下午，我院在多功能报告厅举办了2012年第1期（总124期）珞珈质量双周学术论坛，刘人怀院士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现将本次论坛的主要内容整理如下：
程虹：各位同学，还有来自山西、黑龙江和湖北等地的各位高级研修班的学员们，今天下午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因为我国著名的管理学家、中国工程院管理工程学部的主任刘人怀院士，亲临我们珞珈质量双周学术论坛做主题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创新路上的感想。大家知道刘院士一开始从事力学研究，然后跨越到管理学，那么一路走来始终伴随着创新两个字。同时我们国家现在又提出建设创新性国家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我想大家参加早上的开题报告会的时候，都知道无论是刘经南院士还是马费成教授，都提出什么是创新，创新的核心是什么。我想我们中国发展到今天，单纯靠资源消耗的投入推动发展，已经没有任何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在于通过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今天下午论坛的主题，就是讲的创新这个题目，下面让我们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主席刘人怀院士讲课。
刘人怀：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在武汉大学质量院的论坛上做一个演讲。
今天我们中国正处于一个盛世——是一个几百年来第一次的盛世。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将我们中国带入盛世，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从第二到第一，我们预计大概还要花10年左右的时间。但这十年就需要怎么上去呢？单单靠劳动密集型产业、靠政策扶持最终还是上不去，可行是依靠创新——方方面面的创新。我们只有建设创新型国家才能成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靠这个。
那么谈创新，大家都懂得，所以说白一点，人人都知道创新是什么东西。但是真的理解创新，并且按照创新的要求去做，则是件很困难的事情。那么我想借今天这个题目，讲一下我一生对创新的感悟，把我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悟性、自己的感慨分享给大家。
创新的核心要素就是取得新的认识和新的成果，是在突破原有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智力活动。新的科学理论、新的发明、新的技术、新的材料、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制度等等都可以进行创新，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第一、我要特别讲一下创新对自然科学理论发展的推动。人类已经有几百万年历史，现在人类进行智力活动就是一万年历史，但是最人类最进步得快是近五百年，这主要来自于创新对自然科学的推动力。自然科学是十五世纪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的。文艺复兴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达·芬奇，他是一个画家——世界最有名的画家，但同时他在科技、自然科学方面依然是领军人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科学巨匠。接着就是英国的牛顿，法国的库仑等等这些大科学家。
自然科学包括七大学科，就是数学、力学、物理学、天文、地理、生物。最早的这个自然科学是从数学、力学开始的，达·芬奇说过一句话——“数学是科学的皇后，力学是数学的天堂”。这句五百年前的名言，到今天仍然散发着光彩。
我国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一直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但是到了现代，我国的自然科学落后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发明史是英国人李约瑟给我们编的——《中国古代科技史》。李约瑟一生研究中国的科技史，他对中国非常的崇拜，研究完了后，留下最后一章没写完就去世了，世人称之为李约瑟之谜。他提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我国是其中唯一文明得到延续的国家，按道理自然科学应该是中国产生，然而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之谜。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至今没有定论。以我个人的研究，我认为我们中国的问题是官员，是中国的官员落后了，造成了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
而在遥远的欧洲，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一系列的欧洲国家先后强大起来。首先是英国，产生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大学，成为了当时世界的科学中心。进而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被人称之为“日不落帝国”。英国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它却变得很强大，就是科学的威力。
到了十九世纪末，世界的科学中心又转移到德国，产生了著名的哥廷根学派，德国便成为了当时世界一流的强大国家。爱因斯坦被称为最了不起的科学家，人家总结他，一生提出了7个伟大的概念。冯·卡门是第二伟大的人物，提出了6个半伟大的概念。而我们中国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们，基本上也都是哥廷根学派的传人，比如著名的“三钱”。
后来由于纳粹党的迫害，爱因斯坦、冯·卡门等一批德国著名的科学家到了美国，美国就成了世界的科学中心，美国成为了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近10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球变成了地球村，现代科学使人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的创新，特别是数学、力学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创新同时也推动了生产的进步。科学的创新让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
第二，创新会推动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我国从元朝开始对知识分子就不够重视，从而导致了国家的发展逐渐落后于西方。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局面才得到扭转，这也是创新的结果，是小平同志的功劳。小平同志是我们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他在1978年3月18日发表了两个著名的论断：首先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部分，把知识分子解救出来；然后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短短三十几年，我们按照小平同志的论断，重视了知识分子、重视了科学技术，中国就跻身世界一流强国之列。所以制度的创新非常重要，这个论断大家听了，中国就上去了，变成了强大的国家，变成了衣食丰足的国家，太平盛世，所以科学的创新、制度的创新非常重要。
第三，我就讲一点创新的感想。每个要从事创新的人必须具备三颗心：责任心、耐心和好奇心。
所谓责任心就是一个人一定要负责任地把事情做好，要做到有头有尾。我们民族有很大的缺陷，很多人着实没有责任心，是看领导的眼神，是看旁人，不是自己自觉的把事情做好，有头无尾，包括我们的政府。我去过世界五大洲，就觉得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了不起，他们每个人做事情都很认真，不像我们中国人。我当了20年校长，我就发现，我出差，整个大楼就有变化，有人就可以迟到、早退，他完全看领导，这不行的。你一定要自己把事情做好，因为搞创新要吃很多苦，没有责任心，提不出创新的东西来是不行的。
耐心也是一样，当你在创新的时候，绝大部分时候是遭到上下左右的反对，甚至你的家人都反对，这时候是非常难过的。并不是你要创新，大家都支持你，因为创新是一个大家不认识的东西，你一提出来，大家都理解，这不是创新，你提的都是大家不理解的，因此要创新前提是一定要说服大家，所以必须要有忍耐心，要有吃苦的精神。
第三要有好奇心，只有好奇心才能找到问题，才能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进而进行相应的变革，对什么东西都熟视无睹的人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
同时，进行创新需要具备三个条件：1、宽厚的知识积累。创新是要在前人基础之上得到一个飞跃，智慧的飞跃。创新是人家没有做过的没有想过的事情。人类已经有几千年的知识积累了，积累了很多优秀的东西，你如果没有什么知识，不知道这些东西，你提出来，而别人早就提过了，那也是不行。2、要勤奋。创新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这其中必定要洒满探索者勤奋的汗水。3、要善于抓住机遇。因为机遇来临的时候，你的创新才有作用，而且你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机会很重要
接下来，我要讲一些与我有关的创新故事。
我先讲一些教育管理方面的故事，这都来源于我自己的实践。当了20多年的校长、副校长、党委书记，我的体会是在学校管理上必须进行不断的创新。1991年11月27日，中央把我从上海工业学院调到暨南大学做副校长。在这之前，对这个学校一无所知，领导跟我谈话之后，我才知道暨南大学的大体情况。学校也没有我学的专业，并且只有我一个博导。
到了暨南大学一周，我做了一下调研。暨南大学是中国最老的学校之一，1906年成立的，按照成立时间来讲，在中国的大学里面，排在第七位。这么老的学校，又是一个涉外的大学，到我去的时候，我发现学校办得太差了。这个学校在广州被称为“花花公子大学”，老师们、学生们在广州都不愿意戴暨南大学的校徽，因为大家抬不起头。好好的把我从上海一个大学，调到了一个花花公子大学当一个校领导，说实话，当时我很不开心，但是既然中央调我去，我就想着怎么把这个校长做好。
刚开始到学校，学校让我分管工会、离退休，我也没意见，后来才搞教务。我这个人很认真，到现在也是认真的性格，做什么工作都能成功，我一辈子只要是领导交办的事都能做成功。
后来学校要我分管教务。在我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就去教务大楼前看上课情况——课堂教学是大学教学的根本，我就看迟到、早退。当时学校有三千多学生，居然有将近两千学生迟到，接近全校学生人数的一半，最多的迟到了40分钟。然后我观察那天下课的情况，12点下课，11点半就有人下课了。
我也听课，我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听了三节课。我们搞管理的必须要随机抽样进行调研。8点钟上课，我7点50进课堂，让老师们不发现、学生们不干预，从而获取老师们原汁原味的教学情况。听了三个老师的三堂课，发现问题很多，例如老师们上课之前不备课、学生们的课堂纪律很差等等。
另外，学校教师的学风很差，老师们平时也不做科研。1991年我去的那一年，SCI检索，全校只有一篇；第二年四篇，我一个人占了三篇。
针对以上的诸多问题，我首先思考的是第二年就怎么样能把学风变好。我花了一个月，做了一些创新。
之前，同学们只是在每学期考试之前看看书，及格了就行，没及格就补考，进行一补、二补、三补、四补，然后请老师吃饭，做到三四补以后，老师给你一个60分算了。我们中国的大学这样培育人才，学校学风很差，学生就靠补考，怎么会有质量？学校的质量就是看学生，学生学习的质量是要掌握知识，要掌握学习能力。如果他混过关，马马虎虎走出校门，那就是不符合质量的学生。
我说之前的做法不行，要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必须要取消补考、实行重修。学校班子同意了我的想法。7月份我分管教学，11月份我就推出了取消补考。到了第二年的3月份开学以后，有的学生好多功课都不及格，因为他还没有转过弯来，不及格就重修，要重新缴费。学生家长就向学生施加压力，学生就吃不消了。于是，许多学生集体向学校施压，要求学校取消重修制。这时候，学校领导班子中间就有些领导动摇了，准备取消重修制。然而我就跟班子说清楚，给大家讲道理，暨南大学学风不搞好，没有质量培养不出合格的人才，这是我们失责。我坚持，教务部的同志也帮我坚持，我们就说服各院系，做工作，平息了这个事件，坚持了这个改革。事情平息之后，整个学校的学风迅速好转。
1993年，暨南大学取消了补考，实行重修，是全国第一家。为了配合上述改革，我又搞了一个弹性学分制：每年40学分，优秀学生可以修完50学分，160学分毕业。优秀的学生可以提前毕业，差的学生可以推迟毕业，让学生选择自己爱好的东西学习。
然后我又改革了学校的考试制度，之前的高校里面的考试作弊很厉害，我后来就实行大考场，全校在体育馆考试，进场时所有东西放在外面，里面每一个座位周边是没有相同的卷子，不同专业混编。从此以后，暨南大学的考试都消灭了作弊，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进行了报道。
过去，我们高等教育是一个保姆式的教育，学生必须按照学校的要求读书。改革后，学生可以选课，上课自己选，专业自己选择，并且主修课大部分是选修课。只有通过这些方法，才能够让学生成才。暨南大学在中国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包括北大、清华都学，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促使学生努力读书，稍加不努力，要多花钱、多花时间，而且保证你优秀生早读完等等，所以学风就迅速好转。
扭转了学校的学风，那校风怎么办？我就采用了西方的办法：西方的所有大学都是在期末的时候，由学生给任课老师打分的。然而有些老师不服，担心学生打得分不客观。我觉得也有道理，我就想办法，搞了个三重评价。第一重是学生给老师打分。第二重是请了40个专家，每天在校园里面随机的听课，然后打分，都是刚刚退休，教学比较丰富的人，然后还有部分50多岁的老师，每个人规定任务，每人听8节课，覆盖面很大，就用抽样的办法，专家听课、打分。最后一个是领导给老师打分，教研室主任、系教研室主任、书记、副书记、校长等等都听课，副校长听8节课等等，给他们分派任务。通过这三重分数的办法，老师们都服气了。而且我统计了两年，居然75%的三个分数几乎只有0.1分的差。另外有十分之一分数差别太大，差别大我不怕，我再请专家去符合、去调研，力争把老师的评分打准。
结合评分制度，我又在学校推行了奖惩制度。我在当领导的时候实行以奖为主，惩罚为辅，这是管理上的原则。根据这个方针，每年的考评结果一出来，全校选10位上课最好的老师，然后给他们挂大照片，全校通报表扬，同时升一级工资。当时老师们很高兴，那时候我们机关发30元奖金，一季度都发不出来。然后对60分以下的老师亮红牌，连续两次亮红牌的老师要下岗，离开讲坛。下岗以后，把他推到社会上，放在人才交流中心，让他们再学习、再进修，采用各种办法，或者转岗位、做行政、做其他工作。这项改革一推出，老师们就开始重视岗位，认真教课，教风也扭转了，教学质量也上去了。
为了提高学校整体的科研能力，我讲了一次话，要老师们转变观念。我说一个大学老师，不搞科研的老师是残疾的老师。一个老师必须既要会教学，又要会搞科研。为了鼓励大家做科研，我就推出一项工资制度，我把暨南大学的工资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工资，一部分是校内工资，两部分工资组成，然后国家那部分是定期的，学校部分是每人每个月给学校做的贡献，与领导没什么关系，每年到年底填一个表，在什么地点、上什么课，给什么人上课，凡是给学校做出的贡献就有奖励。当时《光明日报》刊登了个消息。我这个办法就是以人为本，做得优秀的老师就多拿钱，差的老师就少拿钱，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而且不封顶，90年代（1997年）一下子有人就拿十几万，从而老师们的科研积极性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
经过一系列的创新，这样一个学校，在“校强民富”四个字的理念指导之下，从1993年开始改革，到我在2006年退下了校长岗位，一系列的改革做完。从原来大学排名几百位，谁都不知道暨南大学，当我退下来的时候，暨南大学已经位居全国高校排名的第37位，被人们成为高校中的一匹黑马。学校质量大大上升，研究生从600人到了6000人，全世界五大洲81个国家的学生都到这里来读书，各类留学生超过11000人，占全校学生人数的一半以上，成为一所国际性的大学。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学校的面积大幅增加，我们学校原来是占地1000多亩，现在是2700多亩。学校资产大幅上升，教职工的平均工资以每年25%递增。在我校长的最后一年，全校教职工的收入升了11倍。质量上去了，效益也上去了，就是靠创新。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学校的名声也上去了，之前暨南大学没人报，现在要报考暨南大学很难。这全部是管理，管理上创新。
同时我还在制度上进行创新。现在中国，反腐败是非常严重的任务，腐败问题变得非常棘手，其实我们可以做得很好。我想了又想，光靠一个学校反腐肯定不行。我找了省检察长，跟他沟通，后来我们俩讨论半天，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暨南大学和广东省检察院签署协议，联合预防腐败。学校以后造房子、买东西、招生，检察官进入学校，实施监督。中央发了好多文件，内部表扬我们，这是中国第一次。所以只要我们想着创新，还是有很多办法防止腐败。
我还在暨南大学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校史馆。我建校史馆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暨南大学被人称为“花花公子大学”，我想办法让师生们爱自己的学校。师生们不爱自己的学校，这个学校搞不好，要让师生们爱自己的学校，必须让他们知道自己学校的光辉历史。后来进入211工程的100所高校的校长们，到我们校史馆一看，都禁不住称赞：暨南大学真好，是一所了不起的学校。从此往后，全国高校陆续都有了自己的校史馆。
另外，我还第一个提出了“大学城”的概念。并且在在1998年在珠海创办了暨南大学珠海学院，开始异地办校。虽然当时各个方面的压力都很大，但是我坚持了。暨南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异地办校的大学。时至今日，珠海最好的学校依然是暨南大学珠海学院。
讲完了我在大学中的管理创新，我再讲个生活创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到位于兰州东面的泾川县的一个生产队劳动改造。那个生产队的农民很苦，有地方病，但是我这个人的性格是一辈子喜欢做善事、做好事，到现在性格都没变。我看到农民太苦，生了病没有地方看病，我就给他们看病。我太太是医生，她们家是世代名医。我当时没有专门学医，她看病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听，所以我知识面比较宽。我从小喜欢看书，这是我的性格，我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杂志少，图书馆什么杂志我都要翻，考古、地理、历史、经济等等涉猎很广，我也看病，但是现在不合法。当时，对于当地不能看的病我都能看好，而且是个全科大夫。半年来，我只拒绝了一个病人，是一个难产病人。有一天晚上，半夜两三点钟，一个年轻人在半夜昏死过去了，我从山上跑下去，我也没有工具，就凭手检查，检查完发现他是男人的三七病，睾丸肿到这么大。我知道了病因就给他推拿，他只剩下微弱的气息。这个人如果我不管他，几个小时就死掉了，走80里山路，抬担架到县城也不行。我突然想起力学的原理，叫人把这个人倒起来，把脚朝上，头朝下，搞了15分钟，小肠就下去了，到20分钟就能发出声音来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进去。周围他的亲属，很多农民都在旁边看着我，最后他活过来了，都说刘老师是神医，这就是生活中的创新，真的一个医生也救不了他的命，他必须手术，必须打开腹部，但是那个地区没有手术条件，只有县城的医院有手术条件。不手术也没有办法，我是一个创新的办法，医生也不一定想得出这个办法，就是人在生活中，有时候创新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再讲一个技术的创新。1969年我被派去了兰州最好的化机厂，协助他们开发压力容器。厂长是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贾书记，他第一项革新就是搞生产航空汽油用的压力容器，生产出来之后，单位压力指标总是不达标。他给我讲图纸，我看不懂，因为从三年级转为力学专业，没有学过制图，也没有做过实验，我没有工程实践、没有工程知识，没有条件。那个时候读书，就学点理论。我就跟贾科长说，能不能真实的看压力容器，他说行。我也没有学过压力容器，但是我是搞板撬的，我有一点理论知识。这个压力容器是一个椭球型球面，但是老师只教我球形撬体。图书馆一开门，我就去找资料，但是找不到一本椭球撬的资料。我就自己根据学的基础知识，来设计这个方程，集合方程、应变方程、物理方程、平衡方程等搞出来，然后缩减了两个方程。把它减出来以后，用手摇计算机去减，特别费劲，我搞了三个多月，算出了数据，认为椭球的风头的开口资源要应力集中。我就给他出个主意，在周围贴合金钢板。贾科长听了我的意见，贴了六片，花了一万多块钱，再去做试验成功，中国第一套生产航空汽油的装置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创新，也给了我一个机会成功。
做完这个后，我又参与研制了中国第一台生产尿素的压力容器。之后，在波兰人薄管板理论的基础上，我创造出了厚管板理论。这个管板理论是全世界第一批，从理论工作上来说，是全世界第一批研究，这个创新也就推动了工程，也推动了理论的发展，进而促成了中国高压力容器的诞生。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充满了许多预想不到的艰辛，身体上、精神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与不断的创新，终于突破了这个难关，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高压力容器。
最后，我再讲一点，就是我的成名作。
1963年大学时调研时，在一家工厂，发现他们正在仿制美国侦察机上的高度表。高度表最重要的元件就是一个波纹板，是0.7层的合金片，大气压力的微小变化，就会让它产生变形，然后将这个变形折算成高度。他们当时正在集体攻关这个波纹板，之前一直无法攻克这个难关。我当时就主动申请加入这个项目。然而学校的领导并不支持我这个行为。但我这个人有一个思想，我觉得这个题目对我们国家很需要，对军事方面很需要，我愿意做研究。我把学校的工作完成了以后，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悄悄做这个题目，到了63年、64年、65年做出了结果。后来通过在北京调研查询，当时国外只有苏联和日本的学者在做这个题目，国内我是唯一的一个。后来进入文革，我顶住政治的、经济的、物质的、精神的方方面面的压力继续对这个题目进行研究。终于在1968年4月份，做出了成果，理论和实验值在4%以内，可以用来制作精密的仪器。后来直到1978年3月份这个成果才得以公开发表。12月份去我上海做完报告，与会专家都说这篇文章达到国际水平，中国科学院全院通报表扬我。
整整14年，从我开始研究到最终完成，其间挨批、挨整，自己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所以做创新的事情是非常苦的事情，是一定要拎清楚这个事情对国家、对人民有没有利益，要对这个事坚持，不要怕挨整才能成功，绝对不能为了名、为了利去做创新。
今天就讲几个典型故事。我做科研做得多，包括在管理上，还有一些在安徽，包括在荒山的旅游规划是我提出来的，上海浦东也是我当的科研组长。我讲了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提供给大家。就是希望你们这一代年轻人，要靠你们的毅力、你们的创新，来推动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谢谢大家。
程虹：这么多年来，我在我们这个讲堂上听了很多演讲，但是今天这一次演讲，至少对我本人来说，是感受最深的一次。平常也经常了解刘人怀院士的一些创新，但是今天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想一想刚才刘院士说的不断创新。基于对国家责任的深层追求，想一想我们今天在这么安逸的环境当中，应该说我们手中有很多利益，但是跟刘人怀院士当时的环境比起来，我们感到非常痛心。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开题要有探索的精神，特别是刘人怀院士提出的一系列创新都是围绕三心来的，一个是责任心、一个是忍耐心，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学员是来自一线，我们在监管当中的忍耐心怎么样。再就是刘人怀院士的好奇心，开创了很多中国带有原创性的成功。
刘人怀院士研究领域横跨工程、机械、管理等多个学科。刘人怀院士现在是中国工程院两个学部的院士，一个是机械与工程运载学部，第二个是管理工程学部的主任，是我们国家工程管理学部的召集人。听了刘人怀教授救人的故事，我觉得他还是可以进入医学和生物学部。尤其是我想我们应该向刘人怀院士学习，他昨天在车上跟我讲，学生第一、质量第一、管理第一，我当时还是认为刘人怀院士可能是他在跟我谈话的时候的随即而发。我们在座的都是管理工作的学生和老师，我们应该向刘人怀院士三个跨学科的第一学习，向我们工程学、管理学以及我们质量做出巨大贡献的刘人怀院士，表示最大的敬意，谢谢他。
最后我还要说一个小故事，我们老师现在最大的压力是出差，大家知道出差是一个非常不确定性的，对身体伤害很大的一个活动。昨天晚上他下飞机已经十点半，到房间已经11点半，而且今天下午马上要赶回广东。上次刘院士来武汉也是两天后马上飞到西安，我说你要休息一下。他说看到年轻人不容易，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所以中国最大的财富是有一群像刘人怀院士这样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科学家。所以我们应该通过这场报告，包括来的学员，把这种精神贯穿到我们科研、学习以及质量监管的过程中。最后我提议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送我们的刘人怀院士，并且感谢他，今天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