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学术动态
2011年第4期（总第123期）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编 2011年4月9日
2011年4月8日下午，我院在1号学术报告厅主办了2011年第5期（总第107期）“珞珈质量双周学术论坛”。由武大质量院的李宏久老师，围绕“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成功的一般经验对我国质检体制改革启示”的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现将本次论坛内容整理如下：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成功的经验对我国质检体制改革启示
主讲人：李宏久 武汉大学质量战略发展研究院
主讲人：李宏久
我今天要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成功的一般经验——对我国质检体制改革的启示”。自2010年6月开始，武大质量院受国家质检总局的委托，接受了我们系统内一个重大课题——中国检测机构科学发展战略研究。我们通过半年多的时间，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和基础理论的分析。这个课题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我们检测机构有很大的理论研究的需求。而要研究我国检测机构的管理体制和科学发展，需要应用战略思维和系统思想，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战略背景下研究检测机构体制改革发展的战略定位，这其中最重要的是选择与检测机构改革发展有相似规律的其他系统的研究作为比较，在比较中得出具有一般性的规律，从而指导检测机构改革发展的研究。
一、研究背景
通过研究发现，其实我国文化体制与检测机构管理体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我们可以通过两者的分析比较，从而得出具有一般性规律，进一步指导我国检测机构改革的发展。两者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第一，两者都是在国家直接的行政管制下得以运作的领域。第二，两者改革的对象都是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就大量存在并长期依附于政府行政部门的事业单位。据2004年9月数据统计，我们国家当时的文化事业单位，仅属于文化部直属的就有5万家，其中还有广电总局及其下属的电视台1000多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单位有8000多家。严格来说，文化体制改革的复杂和困难程度与我国检测机构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第三，文化领域的基本特征，与检测领域的基本特征也具有同一性，即公益性和市场性的统一。第四，两者的构成要素高度相似，改革前的文化体制由政府的行政管理和政府所属的文化事业单位为主构成，检测机构管理体制由政府行政管理和政府主管部门（包括行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检测事业单位为主构成。
二、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回顾
现在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对我们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看法有一个基本相同的认识。1978-1992：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改革；1993-2002：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改革探索；2003年至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时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提出我们国家要进行改革开放和建设，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这个时期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开始，是很有历史意义的。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文化事业单位进行重新布局，恢复到正常工作层面。1992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是小平同志南巡，第二是党的十四大召开，并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这个时期，文化体制改革跟其他一些行业和部门的改革一样，都属于市场经济在整体之下，这个时期，开始出现国家主管的文化集团式单位，截止到2002年，我们国家在文化领域共有70多个集团单位。2003年，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时期，我们把2003年作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始。
三、文化活动的双重属性：公益性和市场性
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明确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公益性文化事业承担社会服务职能，保障人民公共文化活动，而经营性文化产业则承担完善文化市场，促进我国文化市场竞争力的经济使命。换言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分就是文化体制改革的纲。
1、两类活动生产的产品不同。
根据2005年12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意见》来看，文化事业包括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①义务教育；②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③党报党刊、国家电台电视台、通讯社、重点新闻网站和时政类报刊，少数承担政治性、公益性出版任务的出版单位；④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⑤国家兴办的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艺术表演团体；⑥国家兴办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群众艺术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⑦社区、农村面向大众的公共文化体育基础设施。这七个方面之外的文化机构和文化活动都属于文化产业的范畴。
2、两类活动的主体不同。由于公共文化产品的受益者是不特定的公众，这就决定必须由公共财政来支付其生产成本，而不是以个人购买的方式来支付。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是政府设立国有的文化事业单位来生产这种产品，政府财政支付其成本。私人文化产品满足的是消费者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文化需求，其成本由消费者个人支付，有市场需求，就必然有企业生产这些产品来赚取利润。通过市场，通过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达到一个需求的均衡。
3、两类机构的宗旨不同。经营性文化产业虽然为消费者提供大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但企业的宗旨始终是追求利润以期出资人（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公益性文化事业则有特定的公共目标，其宗旨是保障人民大众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活动，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全民素质修养，政府作为出资人，是一种无偿投入，不能以谋取红利为目的。
4、两类机构设立和撤销的决策机制不同。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设立和撤销——政府意志的体现；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兴衰——市场意志的体现。
虽然两类机构存在着一些不同和区别，但是我们要看到，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两个轮子，二者并行不悖。文化事业是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巩固意识形态阵地、发展先进文化的主要途径。文化产业是文化事业发展的基础和途径，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和国家先进文化传播都需要借助文化产业的表现形式和科技手段来弘扬光大。公益性文化产品也可以通过由文化产业提供、政府采购的方式来实现，产品由企业生产，费用由政府支付。
四、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实际上讲的就是文化对象，改革的对象，文化体制改革它必须要有特定的对象，那么它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作为微观载体的文化事业单位。实际上，对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就是“转制”两个字。加快推动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并对国有文化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走集团化、品牌化道路，使之成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衡量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成功的关键性标志。
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包括整体转制和剥离转制两种模式。整体转制主要是指，图书出版和发行、电影、文艺演出、非时政类报刊等领域，全部转制为企业。而剥离转制是指将新闻媒体中的经营性部分，如广告、发行、印刷、传输网络以及影视剧等节目制作与销售机构，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转制为企业。
我们首先看看图书出版，它实际上它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中央各部门各单位所属出版社，除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中国盲文出版社和中国藏学出版社保留事业体制，其他出版社一律转制为企业；第二是地方所属出版社，全部转制为企业；第三是高校所属出版社，全部转制为企业；第四是军队所属出版社，改革方案由总政治部另行制定。
我们看两个例子。2008年3月24日，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重组的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此次合作是国内出版业首次跨地区重组。2009年4月17日，吉林出版集团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改制重组的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成为地方出版集团与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出版社跨区域、跨部门战略重组的第一家出版单位。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图书发行。图书发行主要是书店，现在的书店当然是雨后春笋，特别多。在武大周边各种各样的书店就非常多。我国图书发行特别是教材发行的主要渠道是具有70多年历史的新华书店系统，新华书店在所有制性质上属于国有，在组织形态上则事业和企业两种形式共存。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省级新华书店，除西藏外，均已完成企业注册，绝大部分地市及县级店也已成功转企。
我们再来看几组数字。2008年5月9日，江苏新华和海南新华联合组建的海南凤凰新华发行有限公司在海口成立，开中国发行业跨省重组的先河。浙江、广东、福建等部分地区成立的公司已是国有多元股份。北京、广东等24个地区通过整合资源成立了集团，特别是上海、四川、安徽等新华发行集团已经上市或已进入上市程序。2009年，我国新闻出版业总产出已突破万亿元，年出版图书30万种，报纸期刊11700多种。
我国的电影业发展较为迅速。电影包括制片、发行和放映三个环节，无论是电影制片厂，还是电影公司和电影院，都要转制为企业。目前全国已组建7家集制片、发行、放映一体化的国有电影集团公司，上世纪90年代，我国每年的电影产量从没有超过100部，电影票房不过八、九个亿，而2010年，影片产量达到526部、城市影院总票房达101.72亿元人民币，连续5年保持30%以上的增长率，国产电影票房连续七年超过进口票房。经过改革发展，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和中国电影公司一起组建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等整体转制组建上海电影集团公司，湖北电影制片厂和湖北电视剧制作中心转企改制组建湖北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
再次，我们来看看文艺演出。主要是文艺院团和演出公司两类机构，演出公司作为文艺演出的中介机构，都要整体转制为企业，而文艺院团的改革则采取分步进行的方式，全国2400多家文艺院团中，歌舞、杂技、曲艺等市场发育比较成熟的院团率先转制改企，全国共有340个国有文艺院团已完成转企改制，共组建了46家演艺集团，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文艺院团的改革相对滞后。目前，长沙市已形成闻名全国的“歌厅文化”和“酒吧文化”，以田汉大剧院为代表的一批文艺演出团体构成了长沙独特的“娱乐文化”。2009年，全国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年演出超过50万场，吸引近4.6亿观众。
第四，非时政类报刊。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2008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549种，总印数31.05亿册，报纸1943种，总印数442.92亿份，其中非时政类报刊9000多种，2010年上半年，我国已经出台了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方案，1251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和注册为企业法人，在此基础上，组建了100多家报刊集团和出版传媒企业集团。2003年，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制定的改革试点方案，以“管办分离”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被称为“有史以来最深入的一次报业改革”。 2004年12月，《北京青年报》控股的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被视为中国传媒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我们前面介绍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整体转制的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一些情况，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剥离转制。
首先来看看党报党刊的剥离转制。党报党刊的剥离转制主要是把党报党刊的发行、印刷、广告等经营性资产和业务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转制为企业。重点是党报党刊的发行体制改革，走集约化、专业化路子，不断整合资源，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占有率。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湖北日报传媒这个例子。湖北的报刊在全国是相当有名的，有一句话是说广东的报纸，湖北的杂志，湖南的电视，充分说明了湖北的报刊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党报党刊的剥离转制，可以说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到现在为止，湖北已经成立了三大报刊集团，湖北日报传媒，长江日报报业集团，以及知音传媒集团。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是我们国家唯一的一个报纸和期刊的发行量都超过百万的集团，号称是双百万，它在我们国家的中西部地区那绝对是一枝独秀的。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它目前旗下它有9报、10刊、3网站和6大发行公司。2009年，它全年创收收入12亿，创造利润超过1个亿。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在改革之前，他的前身实际上就是在1947年成立的湖北日报社，到2001年进行体制改革，成立湖北日报集团公司。同年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的楚天报刊发行总公司。2007年，湖北日报集团改名成立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楚天报刊发行公司负责湖北日报传媒下面的这些报刊杂志所有的发行工作，它发行集团年发行量已经突破300万，流转金额超过3亿。所以说，湖北日报集团在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后的效果是明显不一样的。
第二个剥离转制的就是电台、电视台非时政类节目的制播分离。
主要是电台、电视台将影视剧、娱乐、体育等非时政类节目制作分离出来，改变自制自播、内部循环的僵化模式，组建市场化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公司，推动广电非时政类节目制作走专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新路。
讲到电视电视台制作分离，我们必须提到湖南广电。湖南广电体制改革实际上是在1993年它就开始体制改革的第一轮。当时湖南经视成立的宗旨，就是把所有的新闻时政类节目全部剥离出去，走市场化的道路。当时的创意，不一定非得要自制自播，完全按照市场化操作，不搞时政新闻节目，专门搞文艺节目。到2000年，湖南卫视成立了当时全国第一家省级广播电视集团，但当年湖南卫视实际上亏损1个多亿。为此，集团领导下决心要“两走一立”，把湖南卫视的宗旨改成“快乐中国”，这是湖南广电第二轮改革。到2010年6月，湖南卫视又搞了第三轮改革，湖南广播电视总台投资新成立芒果传媒，。为什么叫做芒果传媒呢，因为湖南卫视那个台标，电视上看到的，形状很像一个芒果，实际上也是fans湖南卫视的一个爱称。芒果传媒成立之后，把所有的经营资本全部转过来，它形成什么体制呢？湖南广播电视局管湖南广播电视总台，湖南广播电视总台是事业单位，而湖南广播电视总台既管媒体，也做产业，芒果公司则专门进行市场运作。形成了一个以湖南广播电视局作为行政管理主体，以湖南广播电视总台作为事业运行的主体，芒果传媒作为市场运作主体。我们把它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制播分离的改革。
第三，广播电视传输网络的剥离与整合。国家广电总局的改革思路，就是将传输网络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然后通过经济的、行政的手段进行整合，实现台网分离，所谓台网分离就是这个概念。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做“三网融合”，它是我们国家目前的三大基础网络——广电网、电信网、计算机网络（也就是互联网），通过必要的技术手段，把三大网络系统整合在一块，实现一个综合的服务功能。
五、文化体制改革的路径分析
1、培养新型市场主体。以产业集团为龙头，推动文化单位向独立的文化市场主体转变，是文化体制改革中主体创新的鲜明特征。
芒果传媒集团董事长说过这么一句话，要从体制内走出去，要从国内走出去，从市场上立起来。芒果传媒实际上就是从市场上立起来的一个主体。要培养新型的市场主体，其中关键是要符合市场规律。同时公益性融入其中，政府采购也是扶持。
2、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体现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健全服务网络，加快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按照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要求，强化公益属性，深化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正常运转的经费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考核体系。公共文化资源要向农村倾斜、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要进一步向农村延伸、向城市社区延伸，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
我们看一组数字。2009年，中央财政对地方各项文化工程资金投入总量达到30.59亿元，比2008年增长41.15%，说明我国在这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2009年，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有1444座陆续向社会免费开放，说明我国重大文化惠民工程加快推进。还有我国的内部机制改革在不断深化，500多家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完成劳动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显著提高。同时，我们国家广泛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事业，荣毅仁基金会捐资1个亿设立“荣毅仁基金会杂技奖”，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捐赠1个亿用于设立“中国文化艺术奖”。我国的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完善，目前，国家制定出台了《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等公共文化方面的法规规章40余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公共图书馆法》等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3、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在我们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中就明确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这个已经把文化产业上升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了。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报告中也说过，他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命运。”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越发展，越发达，那么对于这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会发展，一些全民族的素质和提高都是高度地正向发展。我们同样来看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些数据。
我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和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1251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或登记为企业法人，10多万家印刷复制单位、3000多家国有新华书店完成转制。中国整体图书零售码洋接近370亿元人民币，年度销售图书品种首次超过百万级别，达到105万种。100多家新闻出版企业集团成功组建，45家新闻出版企业成功上市。 2010年新闻出版业总产出预计达到1.3万亿元，增加值占国内文化产业核心层增加值的60%以上，成为文化产业的主力军。北京、上海、广东、湖南、云南、湖北等地2010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比重已超过或接近5%，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支柱产业。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行业基本完成转企改制任务。据初步统计，全国共核销事业编制172000多名，中央直属单位就核销了近20000名，全国共注销事业单位4300多个。2010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万亿元。但我们也要看到全国2400多个国有文艺院团只有340个实现转企改制，占总数13%左右。
4、改进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职能由微观转向宏观，由办文化转向管文化。公益与经营分开，政府主导公益性文化事业，市场主导经营性文化产业。全国多数省市区新闻出版系统和广电部门实现了局社分开、局台分开，政府宏观管理职能不断加强，改革效果明显。
5、加强制度扶持。那么加强制度扶持主要一个是妥善处理人的问题，第二个是不断完善土地、财政、融资等配套政策。改革最难的就是人的问题。他既是改革的有力的推动力，同时他也是改革最大的阻力。因为制度改革的核心涉及到较为复杂的利益关系，要改革就要打破原来的利益平衡，建立新的平衡。
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关于人的问题的处置，我认为是值得我们检测机构改革好好借鉴的。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按照这个思路，文化体制改革确实是起到了实实在在的突破。在我们即将要进行的检测机构管理体制中，有必要借鉴这个方法。
六、改革后的文化体制制度设计分析
我们可以看一下，文化体制改革从制度设计上理顺了政府与文化主体、文化主体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对文化行政部门进行集权分离。
在传统体制下，我们的文化行政部门具有国有单位资产所有者（代理人）、文化行业管理者、行业利益经营者三重身份。首先它是国有单位资产的所有制，其次他又是文化行业的管理者，他还是行业利用经营者。改革后，就明确地分离了，国有文化资产所有权归政府，市场经营职能归文化产业集团，而宣传文化部门行使监督和管理职能。在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上，厘清政府管理行为和市场经营行为的理性边界，强化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而不直接干预具体微观的文化生产活动。在建立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上，产权明晰、权责明确，资源优化，使国有文化资产从粗放型的数量优势向集约型的质量优势转变，形成拥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产业集团，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上面是对整个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了阐述，既是我们院里课题组目前研究的一点小小的成果，同时我想在这里跟各位一起分享。今天我最后和各位交流的，就是文化体制改革对我国质检体制改革的启示。
我国国有检测机构的发展现状，和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前文化机构的状况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国有检测机构检测活动的公共属性和私有（市场）属性一直混淆不清，由政府主管部门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检测活动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检测活动则长期依赖于政府。毫无疑问，同文化机构改革前存在的弊端一样，这也是目前制约我国国有检测机构发展的最大瓶颈。
启示之一，应明确区分检测活动的公共属性和市场属性。质量的公共属性和市场属性决定了检测活动同样具有公共性和市场性。公益性和经营性是国有检测机构改革的不同演进方向。
像文化改革一样，由政府出资建设的博物馆、图书馆一些职能机构，除了公益性的检测之外，我们还有一类检测行为，这类检测行为不涉及安全、卫生等。比如说企业，他为了追求更好的质量，他为了对他的产品进行更高等级的判定，而所进行的一些检测，他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特定的需要，以及得到他自己更多的市场份额。现在很多的产品标准中，他把产品分为很多的质量等级，但并不等于一级品就说明质量安全一定有保障，而三级品就完全没有保障。这些都只是在安全的基准之上，再对产品的质量进行的分析，只能说明一级品和三级品在市场上创造的价值不同而已，只有这个区别。企业为了追求更好地质量，而进行的检测行为完全是一种市场性行为。国际上现在比较著名的一些大型的检测集团，比如我们国内民营做得最大的华测检测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作为行政部门，他们要进行宏观质量管理，要关注质量安全，要技术机构进行支撑，要有公益性的检测数据。
检测活动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生活性服务业，他是我们在产品的制造，加工等环节上必不可少一环。我这里提了一个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只是一个初步的构想，可能还不是很成熟，还要进一步地修改和完善。我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数据略）
启示之二，应厘清检测活动中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的理性边界。以前的政府一直是一个全能的制度，现在我们的政府行为要逐渐变为一个有限的政府，由全面的管理转变成有限的管理。在这样的时期，我们的检测活动中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应该有一个理性的边界。具体来说，政府主导公益性检测活动，加大投入力度；市场主导经营性检测活动，不断培育新的市场检测主体；政府对经营性检测产业实行宏观调控，变“办检测”为“管检测”。
启示之三，积极培育集团化的大型检测市场主体。质检系统内检测机构率先组建省级以上检测产业集团，在实践上是十分可行的主体创建模式。这个实际上我们课题组也进行了深入研究，要实现培育市场主体，从哪里开始做起比较好？是至下而上，还是至上而下？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发现，质监系统内检测机构率先组建省级以上检测产业集团，在实践上是十分可行的主体创建模式，其理由有这么四点：
1、全国质监系统均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上下级检测机构之间本身就有业务上的领导关系，这种管理模式在行政架构上保证了检测产业集团化的可操作性；
2、我国已经按国际惯例建立了实验室认证认可制度，能够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检测集团独立的第三方公正地位；
3、系统内检测机构经过多年的建设，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服务能力、业务范围覆盖全国的检测网络，为检测机构集团化打下了良好基础；
4、部分检测机构在检测资源方面，相较于系统外检测机构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启示之四，加大对公益性检测事业的投入力度。近年来频发的质量安全事件证明，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质量安全问题会长期存在，政府履行宏观管理职能，进行风险防范，搞好安全预警，势必离不开公正、准确、快速的，基于安全和卫生的公益性检测数据，可以说，公益性检测事业的强大与否，直接反映了政府在全社会质量安全控制能力上的强弱。政府对剥离后的公益性检测事业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的再投入，是保证广大消费者安全的消费环境，有效遏制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重要举措。
我们系统的检测机构都具备公益性检测和市场化检测并存。一方面既有国家下达的任务，另一方面他也不断地在企业建立很多的检测协议，因此你必须把检测机构的公益性检测活动和精密性的检测活动要严格地区别开来，然后再进行各自分配。
启示之五，制订政策扶持措施。和文化体制改革实际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其中改革最大的难度依然是人员的调整和安置。主要有财政扶持和税收优惠政策、建构投资融资体制、妥善进行人员的调整和安置、完善土地使用制度、改进宏观管理，加强行政监管等。
通过今天以上内容的讲解，我们大家对我们的检测机构有了一个整体情况的了解，虽然我们检测机构观念体制的改革任重而道远，但我们依然是有信心的。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