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学术动态
2010年第20期（总第116期）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编 2010年11月16日
2010年11月5日下午，我院在樱顶老外文楼201教室举行了2010年第18期（总第99期）珞珈质量双周学术论坛。本次论坛邀请到武汉大学著名的张星久教授作题为“文化精神与日本人的质量意识”的讲座。现将本次论坛内容整理如下：
文化精神与日本人的质量意识
—兼论转型时期我国国民质量意识的塑造
主讲人：张星久
张星久：
在正常的质量管理水平（受奖惩的几率一样）、正常的技能条件下，为什么还是有人工作质量好，有人不好？直接层面上看，这是由成员的质量意识不同所致。但是，在奖惩几率一样的情况下，工作好可能“吃亏”，为什么还要好好干？反之，为什么有人会投机取巧偷工减料、“占便宜”（制度偶尔失灵）？答案是：与更深的世界观、人生观等有关。
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意味着：规则与标准意识、忠诚、整体荣誉感（耻感）、勤奋敬业、吃苦奉献、完美主义与一丝不苟精神等；一个人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需要这些禀赋，同样的道理，一个群体或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总体上持久地拥有这些观念，那么他也就拥有整体的质量意识。质量意识，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共同体来说，其决定性因素是该民族背后的文化指令，或者说，这个民族所持续拥有的传统文化精神。当然，制度对于驯化人的学习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两个民族最讲质量，一个是德意志民族，一个是日本。日本质量闻名，创造经济奇迹。日本与中国相似，因此讨论他的文化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对我们国民质量意识的提高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一、日本的历史与自然环境概说
政治社会制度：日本的政治制度是天皇制，日本的天皇制与中国的君主制不尽相同，虽然中国的君主也有神格，但是日本的天皇与天和神是高度一体的，中国的君主还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皇帝虽然有神格但是还是人，因为他是神在人间的代表，还不等于神。日本在二战战败之后，盟军为其留下了遗产（抛开战争史观不讨论的话），在某些方面是幸运的。天皇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因为他是神，一般人是不能担任的，所以日本的天皇跟中国不一样的是，万世一系的皇家制度，万世一系的君主继承系统。尤其是在圣德太子大化革新之后，确立了皇位只能在本家族中继承，只有具有皇家血统的人才能够继承，从此以后再也不可能有人去当皇帝。在中国，秦朝末年的时候，项羽“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之”等等，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人人都可以当皇帝，很平等，不存在是非的问题。但是从现代性的角度讲，日本的天皇制度留下的非常好的遗产是，为日本民族树立了绝对观念（绝对观念是引自戴季陶先生的话）。绝对观念就是说一个民族必须有些绝对不能变的原则，对某种原则的坚守。天皇制度由一家姓的垄断，没有我们开放，我们是谁都可以当皇帝，但是在我们的体制下容易没有规则感，没有最高的底线。这对建造一个法制、规则的社会恰恰是不利的。我们的社会中必须有一个绝对的东西，我们不能动它。有一个最低的底线，最高的禁区我们不要去动，不要去想，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构造我们的社会秩序。
第二点就是与天皇制相配套的贵族制度，就是由幕府、各藩构成的等级贵族制度。这一点和欧洲非常相似，所以，很多日本人，包括欧美人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日本在地缘意义上属于亚洲，但是在社会政治结构上不认为日本是一个亚洲民族。这和中国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的贵族等级制度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就彻底荡平，没有了等级制度。而日本始终存在，严格的阶级等级，政治等级。最高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手里，下面是各藩，藩下面是武士，武士下面是农民。“仕农工商”很清楚。农民不能带刀，农民不能有性。除了农民还有更低的，比如说商人。比商人更低的是贱民和部落民。在日本老城区，如京都，大公司里面还讲究出身。在录用之前调查出身、住处，贱民是不录用的，这是潜规则。日本严格的等级制度造成其天皇的权力很弱，也给日本的现代化留下了好的遗产，就是政治格局的多元化，使日本始终没有形成中国这样的强大的集权的中央政府，而是形成了一种地方自治发展。等级制度为日本构建现代化的企业准备了条件。
另外，这样的层层服从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也造成了他们的服从观念和忠诚观念。日本人主要生活在领主领地，所以日本在很早就发展起来了这种共同体的意识，对群体的重视。但是中国秦汉以来，通过科举考试，社会身份高度流动，社会政权不封闭、不僵化，大家都平等，这是好的方面。但是平等并不见得好，黑格尔说的专制下的平等在中国是最典型的。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下面，人民是一盘散沙，这样的平等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人的生命都没有保证。在前现代化的时代里，我们要改变一个观念，我们在学历史，一听到贵族等级观念就认为不好，但是现在想来，在前现代化阶段，社会的等级制度对人的自由和自治有一个硬化的、制度化的保证。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对抗，可以防治庞大的、强大的、专横的国家权力的成长。
日本的环境：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地震火灾频发，这就使他们从小就形成一种危机意识、不安全意识。这个危机意识让他们时刻感到不安全，对听到夸他们的好话是非常不领情的，他们的危机感很重。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忍耐精神，抗击打能力，抗压能力非常强。在狭小的国土里面，只能在现有的资源下，在内涵的发展方面多做功夫，所以追求一种小而精的模式。家喻户晓的一休的形象也是日本精神的象征。
武士制度武士道：《菊与刀》用两个看似不相干的事物象征日本的精神。菊花给人一种高雅纯洁的形象，刀是力量勇敢的象征，菊花让我们想到对纯美的追求，追求整洁，生命的庄严和纯美；武士道，勇敢、尚武的精神，重视承诺。中国的侠客精神在战国的时候也还是有的，但在专制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慢慢没有了，中国人养成了柔静愚鲁的性格。武士道精神使得日本经历了一次死亡的觉悟，日本人以时刻准备献身的意识活着，经历了死的洗礼、死的觉悟。武士是随时准备献身的，而且献身的时候要死得尊严。武士的死有两种，一种是为了报仇，为了自己的主子不惜一切，另一个是自杀，自杀的程序非常唯美，也很残忍，有非常庄严的意识，也是有等级的。在武士道精神中，肉体的东西不是很重要，是献给某个实体或共同体的，献给天皇或者献给领主，到后来发展为献给公司，精神才是属于自己的。不惜生命的代价完成对一个更大共同体的责任和义务。
纯美与洁癖：追求纯美，有洁癖，酷爱洗澡。他们会在道路两旁自发的摆放菊花，生活追求的非常美。另外，吃饭也是非常美的，建筑非常灵动、精致。对周遭的世界追求纯美，我们可以设想，他们对待自己手里的作品，对待自己的工作会是什么态度。
宗教：日本并没有自己独特的宗教。日本的宗教，包括儒学、佛教、神道教。中国儒家文化中“仁”是摆在最重要位置的，但是在日本“仁”的位置慢慢降低了。所以，中国是人道主义的国家，在日本，摆在第一位的是“忠”——忠诚。日本虽然也是受儒家文化影响，但是和日本的社会政治结构相结合，“忠”、“勇”、“信”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佛教在日本也有了变化，尤其是明清时代佛教的新因素。日本是多神教、泛神教的国家，他们认为万物都有道，都有灵。这使得他们把每一件事里面都赋予神圣的意义。佛教在中国强调世间法即一切法，入世苦行，入世救世就可以成佛，只要认真对待我们的每一件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可以成佛。我们不要小看我们手中的每一件事情。佛教、神道教在日本，世间的一切事情做好了就可以得道，所以，每一件事都有其神圣的意义，不要小看它。日本无小事。中国人很豪放，看不起日本的小气、精致，认为日本人无事忙，但这种精神用来工作是非常好的。
最后，我觉得，樱花这种象征可以典型的反映日本的民族特征和民族精神。日本人对樱花的酷爱达到了极致。樱花非常素雅、淡雅，单个的樱花是不美的，它的美是靠整体的力量，这对于注重整体意识，追求整体价值的民族来说会喜欢樱花。另外，樱花也可以寄托日本人的生命意识。樱花花期非常短，在最绚丽的时候开始迎接死亡。日本人对樱花的欣赏能够反映出他们对生命的理解。生命就是这样的，肉体是不常在的，在最辉煌的时候死期已到。所以，他们对于肉体的理解使得他更重视精神的东西，我们人能够努力做的是精神的超越和升华，而对于肉体、五行的事物我们没有办法超越。我们只能在意念之间欣赏樱花的美。中国这个民族太唯物、太实用、太关注肉体。第三个是危机意识，看到事物最美好的时候会想到死亡，想到终结。（未完待续）
(郑向平、戚晓辉、邓晓源、王晓莹、杨铧、邢江峰，袁凌，吴德洲、万林青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