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学术动态
2010年第16期（总第112期）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编 2010年8月23日
8月10日，武汉大学第八期宏观质量管理高级研修班正式开班，并在我院学术报告厅举行了2010年第14期（总第95期）“珞珈质量双周学术论坛”，邀请到了武汉大学著名的李工真教授进行了题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在联邦德国的实践”的讲座。现将本次讲座内容整理如下：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在联邦德国的实践（下）
主讲人：李工真
李工真：
下面我们来谈谈二战后德国的局面。今天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遍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然而这个1949年10月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并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建立起来的那个魏玛民主共和国那样被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所颠覆，而是已和平发展了整整60年。这60年里，德意志民族成为了对纳粹罪行最清醒的反思者、“欧洲共同体”最重要的奠基者、世界和平最积极的呼吁者。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西方阵营中最强烈的反战呼声就来自于这个民族。人们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个过去世界上的“头号战争民族”会变成今天世界上的“头号商业民族”？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目光集中于战后西德的经济领域，集中于德意志人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集中于这种理论基础上创造的“经济奇迹”。
我们首先要讲一下“社会市场经济”经济理论的出台，讲三点，一个是战后德国的经济局势，一个是西德局势的转折点，最后“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这里完全不讲东德，因为学术上还没有这样的环境。
战后德国留下的一遍废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意志工业总生产能力的50%以上已被战火摧毁，国民生产总值倒退到1938年40%的水平。最重要的铁路、隧道和桥梁全被炸毁，食品日常消费量降到人均每日不足1000卡路里的水平，家用燃料煤的供应量下降到战前的25%，住房的1/3被完全摧毁，40%遭到严重破坏。上千万东德难民涌入西部，占了西德人口的20%。总之，千百万人在忍饥挨饿，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根据苏、美、英、法四大占领国对德国实行的“非工业化”计划，要对剩余的德国工业设施进行大规模拆除以充赔款。两边人都在干，苏联干得更起劲。俄国人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拆除的时候，俄国人抢物质，美国人比他们聪明，抢人才。德国人也很聪明，把一些机器的螺丝卸掉，结果俄国运回一堆废铁。
“非工业化”计划要将德国未来的工业降到1932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最低谷的水平。其中钢铁生产不得超过580万吨，汽车工业要降至20%，机械制造要降至11%，重型机床要降至31%，禁止任何武器生产，连滚珠、轴承、拖拉机、铝、镁、无线电通讯器材、远洋船只和民用飞机的生产，都在禁止之列。门窗的栓子都不让生产。其目的在于，要将德国变成一个以农牧业为主要特点的国家。当时的德意志人的确是食不裹腹，疲惫不堪，前景暗淡无光。整个国家靠妇女生存，非常悲惨。为避免社会混乱和物品短缺，美、英、法三大西方盟国在旧德国西部保持了纳粹时代的“统制经济体制”。简单说，有点像我们毛时代的体制。其特点是食品、衣物凭票供应，全部原料和生产资料实行管制，生产有规定，销售有义务，冻结价格和工资，并对外贸易实行全面管理。这种经济体制的继续保留，逼着人们无视它的规章，因此黑市和腐败不断滋生，美国香烟取代形同废纸的帝国马克，成为了商品的媒介物，那个时候德国人都不抽烟的。美国大兵的家属就大批量的往德国运香烟，一根烟可以换架钢琴。这种“香烟经济”对劳动成果与报酬关系的扭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随着1947年苏美冷战的爆发，为实施《欧洲复兴纲领》，1947年12月，美国国会批准在4年半时间里向西欧提供170亿美元的“马歇尔援助计划”。由于德国在和平时代曾向欧洲提供过高质量的工业品，更由于一道正在形成的美、苏两大阵营分界线，正是从它的领土正中央划开来的，甚至是从它的老首都柏林的正中央划开来的，因此德国西部占领区成为欧洲战后经济重建的关键性角色。这样，美国将被战胜的敌国变成未来盟友的工作开始了。美国新的世界战略，迅速改变了西部各占领区的独立化倾向。1947年6月，美、英占区合并为联合经济区，即“双占区”(法占区在1949年4月最后加入进来)。1947年7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1779号指令》宣称：美国的占领政策将“以提高德国人的生活水平，尽可能快地建设一种能养活自己的德意志经济为目标”， 从而为废止纳粹“统制经济体制”重建战后西德经济开辟了道路。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是在经历了纳粹主义统治的灾难后，又面临东方社会主义迅速发展的强大压力之下，为维护私人占有制而发展起来的。这里我要说明一点的就是，德国人认为自己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不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而认为我们是共产主义。我第一次到德国，1988年，有一个教授就说你们是共产主义国家。我就问他，那你们的社会主义与美国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差别？他说，那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中国人把他们和美国人一样的，其实他们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美国是自由主义。德国确实有社会主义传统，德国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福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在哪呢？按照德国人的解释，社会主义就是承认每个人的私有财产。“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家”们看出，“如果西方民主主义者不想在共产主义的挑战面前再度失去他们的地盘的话，就必须整顿他们的世界”。他们在对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与纳粹主义上台之间的关系的回顾中认识到：“巩固民主制度必须有发达的经济作保证，魏玛民主共和国的历史已证明：贫穷、失败只会是纳粹主义的滋生地。要防止纳粹主义的复活，仅有一种法律上的民主制度远远不够，这种制度必须与大众经济上的安全保障相联系。”他们认识到，“唯有通过市场经济秩序创造一个尽可能竞争的制度，才是实现财产分散化、人的自由与尊严、社会公正之目标必不可少的前提。”他们对魏玛时代充分实施过并酿成30年代大危机的“古典式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将它称之为“非人道的市场经济”和“拦路抢劫式的资本主义”。我们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发展到拦路抢劫式的地步。一个普通的凭着自己老老实实工作的人，已经不可能买得起房子。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房”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一个人，要有房子，如果这个房子里面还有一个女人，你就安心了。一个女人，她的头顶上要有一片房瓦，她就安心了。年轻人找不到住房，他就不安心。一个人不结婚，他就是潜在的暴民；一个人如果结婚了，他就是实实在在的良民。
德国人看出：“这种资本主义，先是听任各个市场的参加者围绕着竞争原则去彼此斗争，后又通过私人卡特尔化，形成一种经济上具有垄断性的专权。当这些私人利益集团与国家权力勾结在一起时，也就彻底破坏了竞争原则并导致市场自动机制的失效，从而形成经济和社会上强烈的依附关系，造成大众财产的丧失和无产阶级化，最后导致的就是纳粹主义的极权统治和自由民主结构的解体”。我们国家现在的垄断太多了。我们现在和德国的关系不好，我就问德国的教授为什么，他说，说起来你们不高兴，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你们是资本主义。我说，不对吧；他说，你们有两种资本主义，一个是国家垄断，一个是私人垄断，而我们国家是一个标准的社会主义。
他们并没有忘记强调“社会公正原则”。维克多·阿加兹指出：“没有社会上的安全保障和公正，没有所有人在物质、精神生活水平上的提高，自由就毫无内容，个人自由必须与经济上的安全保障相联系”。“光靠市场经济原则远远不够，这是因为，首先，并不存在一种能自动履行公正的市场经济；其次，市场中形成的收入分配，不仅本身能反过来影响消费需求，而且本身来源于纯粹的任意性，它能反过来对经济和社会上的无保障性造成影响”。
威廉·勒普克做出了这样的总结：“30代的经济危机已经表明，那种自由资本主义会给社会带来何等灾难。因此，在未来的经济框架中，社会与人道主义原则必须与个体原则同样重要，必须对市场规模下的个人利益进行调整，以求达到社会和谐与平衡”。德国人和中国人很不一样，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摸到哪天是哪天，北大一个老先生就说，这个很危险啊，首先人在河岸上看不到石头，需要摸；第二，下水之后摸石头的前提是水的高度有限，但是不要忘了，这是一条河流，河流是有冲量的，水下的石头是不是刚好可以让你这样一块一块摸过去呢？不一定，很可能这个石头是顺着河流下去的，这样你永远也摸不过河。所以摸石头过河不能说明什么事。德国人不一样，要干一件事，一定要周密的计划和设计，定好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德国人的法规定出来是给人遵守的，中国的法规定出来是给人突破的，谁能突破，谁有本事。法规只对那些没有本事的人没有后台的人有用。中德的差异不光是由经济决定的，还有文化、思想观念。
在这场由纳粹“统制经济体制”向新经济结构的转变中，他们抛弃了魏玛时代那种“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提出了一种“竞争原则”与“社会公正原则”相结合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国家有所调节的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核心内容是：市场竞争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仍是这一制度的原则，但同时赋予国家一种强烈的作用，即国家必须为竞争秩序确定框架，并不断保护这个框架。在保证自由进入市场和防止垄断行为的条件下，市场过程的参与者可以自主做出决策，国家则可通过市场把各个市场参与者的计划，协调成一个国民经济整体。国家对市场中的获利者实行严格的累进税制，并通过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国民个人收入的再分配，来达到一种市场上的自由与社会公正上的平衡与结合。
下面谈一谈 “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第一点是1948年的货币改革。这场经济体制变革开始于1948年6月21日的货币改革。货币改革不仅一夜之间使“新德国马克”在整个西部地区成为唯一效的支付手段，更重要的是，它对西部社会的贫富差别产生的对立产生了巨大的缓解作用，而这种缓解作用本身就是战后西部社会发展的一个条件。占人口总数20%的东德意志难民，在向西部的艰难迁徙中已两手空空，他们之间财产关系的界限已相当模糊。西部工业设施被盟军战略轰炸摧毁一半以上，大量企业家破产，剩下工厂或是作为大垄断巨头的财产被盟国没收和分解，或是由于“非工业化”计划而被拆除，但仍有许多资本家通过战争保存着巨大的纸面财富。货币改革的头一个月里，西占区每个公民只能领取40马克的“人头钱”，第二个月再加20马克，其余所有债券、存款数年后才均按100旧帝国马克比6.5新马克的比率兑换，这就将这笔纸面财富的93.5%，即价值4150亿帝国马克的财产剥夺殆尽，因而使1945年后每个西德意志人“相同出发条件的单一状况，进一步地固定下来了，每个人都不得不以40马克(2个月后就是60马克)的‘赏格’着手经营”。这场140年后开展的“新经济革命”弥补了自1807年普鲁士改革以来德意志社会犯下的一个历史性错误，其进步意义在于：它是在无需照顾传统特权阶层的前提下，在一种近乎于人人平等的相同出发局势下，通过采取既有国家严格规定和保障、又有更为自由的竞争原则来进行的。新出现的利益多元化，是在完全排除旧有的世袭等级地位、排除政治上的专横权势对特权阶级有意扶植的条件下，通过一种近乎完全意义上的“机会均等”和“自由竞争”带来的结果。即使是竞争中的失败者，国家贯彻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仍给他们提供了再次机会。因此，人与人之间利益局势上的差别，变得既容易被人理解，也容易被人接受了。货币改革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其他变革措施如价格、工资制度的改革，一举改变了西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形势，为完全取代纳粹统治残留下来的“统制经济体系”打开了大门。这是一个法国观察家的描写：“黑市突然消失，柜台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工厂的烟囱青烟缭绕，公路上载重卡车川流不息，不管走到哪里，看到的都是一个景象，死一般沉寂的废墟已变成了热火朝天的工地。这种复兴的规模本身就已使人吃惊，然而更令人愕然的，则是它那么突如其来，它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是随着货币改革之日的一声钟响而启动的。”
第二是要特别强调的，1957年发布反垄断法规。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新的集中势头开始出现，艾哈德提出“凡是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国家的干预就是合适的”理论，对大资产者的经济特权进行严格限制。1957年，他着手制定了《反限制竞争法》，成立了联邦、各邦的“反卡特尔局”，以保护竞争自由，铲除私人经济强权垄断市场的局面。该法的核心是禁止“卡特尔化”，它明确规定：“任何企业和企业集团原则上不得通过就价格、数量和瓜分销售领地达成协议来限制相互的竞争”。违反禁令者，“反卡特尔局”可“处罚100万马克以下的罚金，此外还可判处相当于违法所得3倍以上的罚金”。同时，国家控制着企业的兼并。“当一个企业拥有超过1/3的市场销售额，或销售量达到25亿马克后进行的任何兼并，联邦反卡特尔局都将禁止。”大资产者的经济权力已不再能毫无顾忌、毫无困难地立即转变为社会或政治上有意义的行动了。
第三是严格的累进税制。根据《基本法》中“私有财产必须为社会尽义务的原则”，企业主必须为每个雇员缴纳失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养老保险金的一半，以及工伤事故发生后的一切善后处理费用。累进税制规定，任何有纳税能力的人必须纳税，其严厉程度实为世界少有。对年收入达到100000马克的经理人员的薪金，要征收所得税48600马克。最高达95% 的累进税率使经理人员的薪金实际上有一个限额。向企业公司征收的所得税率最低为利润的55%。这是对大资产者经济特权的削弱，过去魏玛时代“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纳粹时代“统制经济”中资本野蛮剥削的特点得以改变。它使市场分配的部分结果极为广泛地转移到个人的社会收入份额中去成为了可能。正因为如此，在战后所有发达的西方国家中，联邦德国社会的贫富悬殊是最小的，它成为工人罢工现象最少的现代化工业国。
第四是受雇者地位的改善。在劳动保护政策方面，国家法律规定：禁止招收童工，禁止让18岁以下的青年工人上夜班，禁止休息日和节假日上班，禁止让孕妇产前6周和产后8周工作，除每周休息2天外，每个工人每年享受6周带薪假期。当破产企业拖欠职工工资时，一概由国家支付。在劳动市场政策方面成立了由工会、雇主协会和国家代表各占1/3的各级劳动局。它们负责向工人介绍劳动岗位，提供职业咨询，促进职工教育，组织进修和改行培训。在此期间，劳动局为进修和改行培训的工人提供无偿补助、信贷和生活费，以及分居补助、路费和搬迁补助费。在工人参与权方面1951年公布的《煤钢参与法》推广到所有经济部门。1972年的《企业组织法》规定，凡超过5名雇员的私人企业都应成立企业职工委员会，凡超过2000名雇员的企业应成立企业监事会，该会由劳资双方数量平等的代表组成。《参与法》还规定设立与其他董事会成员具有平等地位的“劳动经理”。没有监事会内部职工代表的同意，任何人不得任、免这位“劳动经理”。在工人参与权方面尽管这种监事会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工人在企业中“当家作主”，因为监事会主席一般由股东代表担任，但不能不看到，在这种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录用、解雇工人的人事决定，不再完全由资本家来支配了，而是必须与工人代表共同商议来解决。在工人工资的变动上，只能做出有利于工人的决定”。
第五点是社会保障网的建立。一张极其严密的社会保障网，作为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建立起来。它保障了联邦德国公民的生存，并在他们面临疾病、工伤事故、失业、残疾、衰老、负担家庭以及死亡风险时，提供了广泛的社会保障，从而使联邦德国成为战后世界中最为发达的社会福利国家。在失业保险方面，凡在失业前三年里缴纳过至少360天义务保险费的工作者(他只需缴纳该费的一半，另一半由雇主缴纳)，便可领取失业保险金。若需抚养子女者，可领取最后净工资的68%，其他人为63%，但最多不得超过832天（2年另100天），其间无需纳税。在失业救济方面，凡无权享受失业保险金的失业者，可领取最后净工资的58%，无时间限制。在工伤事故保险方面雇员无需缴纳保险费，一旦发生事故，由保险机构负责提供全部医疗伤残金、伤残养老金；发生死亡时，提供抚恤金、遗属养老金，该金额为死者年劳动收入的40%。雇员只需缴纳一半保险费，其配偶和子女均有权免费享受这种保险。在养老保险方面，凡年满65周岁的男人和60周岁的妇女，只需在15年中缴纳过一半保险费者，便有权享受这种“正常养老金”，其金额为最后净工资的2/3。在鼓励教育方面在鼓励家庭人口发展方面，每个有子女家庭,不管收入状况如何，可享受每月为第一个子女领取50马克补助费的权利。从第二个子女开始，这种补助费上升到100马克，第三个子女上升为250马克，第四个子女上升为50 0 马克，而第五个子女上升为10 0 0马克，第六个子女上升为250 0 马克，第七个子女上升为50 0 0 马克……这种费用一直支付到该子女年满27周岁。在教育福利方面国家做出规定：“应使所有的青年人，不管其出身和父母收入如何，都能得到适当的教育，中、小学生可得到补助，大学生可得到贷款，包括大学教育在内，整个教育都是免费的”。联邦政府“在这方面的总支出从1949年的99亿马克，上升到1978年的3000亿马克，几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即等于社会保险福利每年对每人支出了4838马克”。1988年后,这方面的总支出一直维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37%以上。联邦德国成为一个可以不要军队，但不能不要福利的国家。
通过这张社会保障网，每个联邦德国公民，无论出身于什么家庭，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中，在生、老、病、死等问题上，已得到国家法律的全面保护。它消除了在职者一旦丧失工作机会和超过工作年龄后经济上无依无靠的恐惧。它为包括孤儿寡母在内的所有人，提供了一种“合乎人的尊严的”的生活水平。这种全民性质的社会保险体系，不仅冲破了俾斯麦于1883年创立福利制度以来的所有传统限制，而且提供了更宽的社会福利面和更高程度的福利水平。它通过规定各种保险、救济金额等级上的差别，使受雇者在职期间的工作努力状况与随之生效的社会保险权利上的享受，建立起一种紧密的联系。它将全民免费教育纳入到这个社会保险体系之内，使这种体系具有了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培植生产力的功能。它的全民性、广泛性、严密性成为一种有利于这个西方民主国家社会安定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联邦德国就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首先，战后西德拥有潜在优势，战争带来了更多的熟练劳动力。“军事工业化”的纳粹时代，为夺取“生存空间”，希特勒政权将所有力量都投入战争经济轨道。工业劳动力的奇缺导致农民大规模从田野流向工厂；壮年男子被驱上战场的同时，大量妇女从家庭被赶到现代化的机器旁。二战失败的结局彻底埋葬了这条“军事工业化”道路，并给德国留下一遍废墟，但并没有改变这个事实，这场战争使这个民族中更多的人成为了拥有工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能的熟练劳动力。二战本身就是一场敌对双方的高科技竞赛。出于对侵略战争“闪电式”进攻效率的追求，纳粹德国在世界各国中率先开始了一场现代交通运输业革命和一场现代电子通讯业革命，并在世界上最先取得了合成燃料、人造橡胶、人造脂肪、人造皮革、人造纤维、塑料工艺技术方面的专利权，从而首先开始了一场化学工业革命，并在导弹、原子弹研究方面也一时走到世界的前列。战争无情地摧毁了这座“欧洲法西斯国家的兵工厂”，但德意志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以及熟练工人掌握的高科技生产水平，成为他们在一个“和平工业化”时代所拥有的潜在优势。盟国“非工业化计划”收到意外效果。战后盟国对德国问题的处置以及1947年后美国战略的转变，出人意外地为西部占领区从“军事工业化”向“和平工业化”的加速转变创造了优越条件。当美国停止实施“非工业化”政策，并着手将西部占领区纳入欧洲战后和平重建计划时，德国西部与军工直接有关的、最大的1546家企业已被扫除，这些工厂在一个和平重建时代恰恰是无用的东西，它们的扫除恰恰为西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设备更新作好了准备。在波茨坦会议上，苏、美、英三大国领导一致同意，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新西部边界以东的原第三帝国东部地区所有德意志居民，全部移向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以西。这一决定导致1200万东德意志人涌入西部占领区，这意味着旧帝国劳动力向西部的快速聚集，使这个当时仅有24万平方公里土地、人口不足5700万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为了欧洲、也是世界上熟练劳动力储备最为集中的地区。这种人力资本的转移和聚集，正是战后联邦德国和平工业复兴的一笔最为重要的财富，“这些移居者中，从18至21岁者占47.2%，21至25岁者占36.4%，他们一般都已完成了学业，因而具有极强的机动性”。这就为联邦德国至少“省去了300亿马克的培养费，远远超过了马歇尔计划援助联邦德国的15亿美元的规模”。因此，“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能全部用于“和平工业化”启动，并使联邦德国拥有了欧洲最高的投资水平。来自东德意志的难民，由于其年轻化和高教育化特点，恰恰支持了联邦德国的经济繁荣和教育成就。由于美国承担了联邦德国的战后防务，“和平工业化”进程中重新起步的联邦德国，成为一个“没有一美元军费开支的国家”。这等于将纳粹帝国曾用于武装1000万军队的庞大开支节省下来，全部用于了和平经济发展，这种没有军费开支的优越性只有东方的日本能与之相比。在与英法的比较中，德意志历史在这里恰恰提供了一个过去人们无法相信的证明：“彻底战败要比勉强战胜强得多！”过去德意志人曾因希特勒的“军事工业化”吃尽了苦头，而今，联邦德国人已能“轻装上阵”，全力以赴，通过和平的经济增长，生产更多的民用产品来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促进国家繁荣了。
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与占据优势的工业潜力的结合，创造出德意志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西方世界新的“经济奇迹”。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实际增长率方面，从1950年至1960年联邦德国高于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达到8.6%。 在人均社会实际产值的增长率方面，联邦德国同样高于所有西方国家，达到5.6%，并在1965年以后继续保持3.9%的增长速度和世界领先地位。 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联邦德国从1952年的320亿美元上升到10年后的890亿美元，70年代后超过6000亿美元，1980年达到8280亿美元，1985年达到了12300亿美元。
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1985年联邦德国超过美国，达到西方工业化国家第一位的13590美元。在年通货膨胀率方面，联邦德国是西方国家中最低的，仅为1.9%。失业率也从1950年的7.3%降至1960年的0.9%，工人的实际工资翻了两番。到1986年，平均每个工人年收入为39638马克，平均每个职员的年收入为50747马克。国家的黄金储备由1950年的1.1亿马克增至1960年的328亿马克，1980年上升为634亿马克，远远超过当时所有西方国家。从此，联邦德国马克成为世界上最为坚挺的货币，直到后来被欧元所取代。
和平工业化”进程导致了联邦德国经济结构史无前例的变化。到60年代初，联邦德国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仅为13%，1980年进一步减少到6% ，德国重新统一前的1988年，农业人口再度下降为5%。因此，联邦德国继英、美之后，成为农业人口最少的国家之一，在国内产值比重方面，也成为农林业比重最低的国家，1971年仅为2.8%(英、美均为2.9%)。在工业产值比重方面，联邦德国则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达到了53.5%(英、美分别为44%和34.2%)，成为了地地道道的现代化工业国。
农业人口不断减少，甚至接近消失，意味着全体国民的经济生活呈普遍城市化趋势。这种对城市生活的依赖性，本身就是商品加速流通的刺激性因素。由于旧德国高科技熟练劳动力在联邦德国的聚集和储备，使它的工业资本能超越常规、快速适应技术进步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因此，那场曾为战争目的服务的交通运输业革命、电子工业革命以及化学工业革命，在改变了“军事工业化”方向后，迅速向“和平工业化”方向发展，这就导致了德国“钢铁时代”的结束，以及“汽车、家用电器”的“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这种大众消费品能深入千家万户，因而为联邦德国的工业开辟了国内、外广阔的群众性消费市场。随着联邦德国的汽车工业给数以百计的生产部门带来滚动性“增值效应”，随着它的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再度成为欧洲工业中的“巨人”，联邦德国整个消费工业和投资设备工业出现了新的生产周期。1950～197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品销售额比例数字表明，电子工业、汽车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原材料工业产品的增长率呈现绝对上升趋势，这20年中平均每年增长率分别为14.5%、13.5%、12.3%、10.4%和10.3%，而钢铁产品的增长率却呈现相对下降趋势，平均每年仅增长9.8%。在这个新的“大众消费时代”，大众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得到提高。到1980年，每100户家庭中，98户有一台电冰箱，93户有一架电视机，86户装有电话。私人小汽车的占有方面，1950年每1000个联邦共和国居民(包括儿童与老人)中仅为2辆，而在1984年已上升为412辆。1947年，战后西部未被破坏的每段高速公路上，每天跑过的汽车数量平均为1400辆，而到1986年，一个联结整个西部的稠密高速公路网已经建成，而每段高速公路上，平均每天跑过的汽车数量已上升为33731辆！当汽车和家用电器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时，人们参加文化活动、改善住宿条件、开辟业余生活新领域的可能性随之扩大。这导致大众消费需求向诸如饮食业、旅游业、洗衣业、保健业、科学、教育、艺术、出版业服务产品异常迅速地转移，从而推动了联邦德国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1960年，第三产业在国内产值中的比重为39.8%，1971年上升为43.7%，第三产业中的就业人数在1975年超过工业就业人数，1980年已达50%。第三产业服务经济终于占据了联邦德阵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主导地位。
战后德国的分裂使联邦德国失去原帝国东部农业区的食品供应，食品来源只能依赖于进口。但在苏、美冷战新格局下，德、法世仇和解，英国结束反德战略，联邦德国被接纳进一个世界范围的经济体系中。随着1950年“欧洲煤钢共同体”向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美国的世界体系给予了联邦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所没有真正给予德国的东西——世界市场。而联邦德国凭借着它强大的工业潜力、先进的高科技生产水平，确保了它在欧洲和世界市场上所具有的更高的生产率和更低的产品价格优势。从1950年开始，联邦德国的对外贸易第一次出现顺差，随后出口贸易的创汇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在净国民生产总值中，出口所占的比重迅速上升，1950年为9.3%，1960年达17.2%，1970年上升为23.8%，1980年达到26.7%，1985年又上升为29.1%。1990年两德统一前，联邦德国一直保持着世界头号贸易大国的地位，将日本和美国远远抛在后面。它的国民收入的1/4以上来自对外贸易，国内每5个工作岗位中就有一个取决于进口。
最后，我们来做一下总结。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的发展规模，不仅在德意志经济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它深刻的后果在所有社会领域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比成就的规模更令人惊讶的是对“竞争原则”与“社会公正原则”的成功贯彻与履行。竞争原则”得到全社会承认这意味着这个社会已完全接受了内部冲突的现代形式。在过去的历史上，由于德意志比别的工业化社会更早、更快、更彻底的垄断化，“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形成的垄断化，以及垄断企业的“自由放任化”，导致的只是一种“拦路抢劫式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压制“公平竞争”的，因而“竞争原则”作为市场的理性原则，其真实贯彻在这个社会一直是不太成功的。通过“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在联邦德国的实践，“竞争原则”在战后的广泛贯彻，恰恰反映了社会风格上的一种可喜进步。这种风格通过竞争带来的经济成就，不仅全面渗入到了经济关系之中，而且也渗入到其他社会领域之中。人们对于市场，而不是对于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偏爱，使所有那些用旧式传统的观点看待德意志社会的人都大吃一惊。
“社会公正原则”得到全面贯彻。对于这个全民性、广泛性、严密性的社会福利制度，德国社会学家海因茨·兰佩特做出这样的评价：“它使教育、等级、职业和收入上的特权受到了削弱。这个社会正在变成一个‘开放的’社会，即变成一个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不再以等级和出身为标准的社会，而是由每个人自己创造的、并为社会所承认的成绩所决定的社会”。
社会价值观念的发生转变固然对于德意志人来说，“纪律”、“服从”之类的“传统美德”，在引起他们对过去光环回顾的共鸣上仍很重要，但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成就、更高的收入、更好的住房、更好的汽车，更为轻松的远程旅游，扮演着远比过去的“传统美德”大得多的角色。年轻人总是更少对权威、“传统美德”之类的东西表示尊重的，因而形成了一个相当强烈的对个性价值表示尊重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将个人经历的幸福置于其他东西之上的。
克服了法西斯主义的现代化危机。在经历了纳粹主义的灾难后，后起者的优点在这里十分明显，德意志社会今天远比法国、英国、意大利社会都更为稳定、更为发达，更为现代化。富裕起来的人口大众，是不会轻意转而拥护“新纳粹”政治集团所希望的那种对个人自由权利进行剥夺的权力垄断的。在这里，不仅有富裕本身，更有对富裕的个性主义参与方式本身，才足以构成对“新纳粹”力量抵抗的源泉，要想将这个民主社会重新装入纳粹主义极权独裁的紧身衣中去已不太可能。当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的时候，“新纳粹主义”在这个国家中突破的可能性已变得微乎其微，它的危险性不再表现为通过夺权给人类造成威胁，而仅在于它有时还能干扰这个民主国家政策上的制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德意志民族已经由过去靠战争谋生的世界头号“战争民族”，变成了世界上头号的“商业民族”。
这场“经济奇迹”也引发了一系列现代化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例如，关于财富增长是否或何时会达到极限的问题，关于如何维持和发展现有分配秩序的问题，关于如何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问题，关于如何保持思想平衡与理智和谐的问题，关于如何克服虽有物质上的富裕却依然找不到幸福感的问题，关于如何才能为这个社会找到它的终极目标问题等等，所有这些“后现代问题”都向未来学家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总之，二战后联邦德国的经济新建是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一理论的发展来源于战后德意志民族对“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与纳粹极权主义造成的灾难进行的深刻反思，其核心在于“竞争原则”与“社会公正原则”的结合。它的贯彻削弱了大资产者的经济特权，缓解了贫富差别产生的社会对立，造就了“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创造了理性的市场竞争规则。它的履行使社会现存的经济潜力在冷战时代得以快速释放，从而创造了西方世界发展史上的“经济奇迹”。
这股猛然得到加速的现代化推动力，恰恰来自于对德意志社会传统的内、外环境结构意义深远的改造，这种改造首先要归功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德意志、欧洲以至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全面性结果，正是这种全面性结果，才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实践上的机遇，才为德意志工业潜力的发挥提供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新方向。它在战后时代取得的巨大成功，为1990年10月以联邦德国为主体的民族重新统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以上内容由录音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