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学术动态
2010年第13期（总第109期）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编 2010年5月13日
2010年5月11日上午8：30，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在武汉大学老图书馆举行了第7期“宏观质量管理高级研修班”开学典礼，邀请了武汉大学谢红星副校长致开幕辞。现将本次开学典礼内容整理如下：
质量发展战略高级研修班开班典礼
主讲人：武汉大学副校长 谢红星
谢红星副校长：
感谢今天你们的到来，也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希望，一种活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感谢各位在将来的两天时间内给我们带来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同时也感谢大家对武汉大学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是武汉大学标志性的一个地方——老图书馆，因为我们在这样一个地方进行讲坛，坦率的说我第一次作为主持人，有一些大的学者在这里讲座的时候，我虽然是照着稿子讲，但是心里还是很紧张的。在这样一个地方让我们感觉到知识的深竭，我想这也是一个大学精神之所在，大学的魅力之所在。记得上次在质量院兼职教授的受聘仪式上，我也曾讲过，每次在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都有点战战兢兢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仅仅是有很大的场面，有很多的人我没有见过，有很多的事是我无法预料到，更重要的是我站在这个讲坛上，会有对知识的敬畏，对真理的敬畏，因为我们的人生是有限的，对知识的追求永远是无限的，我们人生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但也有很多的东西是在不断的寻求与探索之中。因此每次站在这样的讲台上，我都感觉到自己就像个小学生一样，都有一种对知识敬畏的感觉。
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们，来到武汉大学学习，我觉得，大家应该沉下心来，感受这所百年名校的人文气息。我也非常高兴的可以借此机会来介绍一下武汉大学的历史。武汉大学是建立于1893年的自强学堂，是由湖广总督创立的一所学堂，这时候的自强学堂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开始，包括我们的金世达学堂，包括当时的天津大学这些学校，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在这个之前产生的一些学堂、一些书院，他们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也就是说，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学习西方、特别是学习欧美这样一些国家，也就是说在清末的时候，自强学堂是借鉴西方大学的模式建立起的一所大学。自强学堂在刚建立起的时候是设立了四个门：算学、方言、商务、格致，这四个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专业。当然，清朝当时是自称泱泱大国，以自我为中心，老子天下第一，它把外国的语音都不叫外语，它叫方言，所以叫方言门。但那个时候的学校每个门只有十几个学生，整个武汉大学当时招生的时候也只有四十几个学生，教职工也只有十几位。
早期的这一批大学，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来意义来讲，应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确实起到开分气之先的作用。在解放之前，武汉大学有两个重要的时期，一个是在1928年武汉大学正式被确立为“国立武汉大学”。在此之前，也有过“国立武昌高师”、“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等等这样的别称的演变，但是从1928年，就被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这个时候的武汉大学是完全按照当年的国民政府来建设的理工农医的综合性大学。当时是由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来亲自担当武汉大学的校长，叫做王世杰先生。王世杰先生是1929年到1933年时期的武汉大学的校长，现在我们老图书馆的旁边还有王世杰先生的塑像，他的一生做过很多好的事情，也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个不好的事情就是他被作为中共缉拿的战犯，大概他会是排在前十位，但是他做过一件很好的事就是他对于教育的热爱，对于武汉大学的关心。在他当武汉大学校长的期间，武汉大学虽然没有成为一个万能的大学，但是他奠立了武汉大学日后成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国立的研究型大学、一所国际性的大学的基础。今天我们看到的武汉大学的格局，这个局面，这样一个模式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王世杰先生。王世杰先生后来在台湾的时候也担当过很多的职务，什么外交部长、教育部长等，也担当过蒋介石的高级顾问。他的墓碑上就写了国立武汉大学王世杰之墓，在他所有的这些辉煌的职位和所做的事情之中，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他所创立的国立武汉大学。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就是在周鲠生先生，我们周恩来的法律顾问，也是著名国际法学家，周鲠生先生在1945年，1949年解放前的时候，也就是从武汉大学十四年抗战期间。1938年武汉沦陷的时候，武汉大学就像清华、北大、南开等学校开始迁移，我们武汉大学就西迁到乐山，也就是乐山大佛的这个地方。十四年抗战以后，武汉大学回到了我们今天的珞珈山这个地方，当时就是周鲠生先生先生担当武汉大学的校长。武汉大学在这个时候发展的非常的快，号称是民国的五所高校，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还有我们的武汉大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有的人就会问了，在国民党时期的武汉大学比我们现在的武汉大学还要的好，是不是他们有能力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在当时的这样一个格局下，国立武汉大学是达到了他中国高等教育的顶峰，也是大家当时引以为骄傲的地方。
而在解放之后，我们武汉大学也有过两个重要时期，一个是从1950年开始，也就是在53年、54年的调整中，武汉大学是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当时李达先生是作为校长，大家也知道，李达先生是党的一大的创始人，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对马克思的中国化以及在中国的传播是有极大功劳的，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我们党内的重要的理论家。他在担当武汉大学校长的这段时期，53年、54年，我们经过了院系的调整，当时的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我们的农学院分成了我们现在的华中农业大学，原有的医学院也分为了一些医科大学。我们工科的一些水利工程学院也分成了武汉水利电力大学，中间还有一些学校，比如上海的同济大学、北京大学的哲学系、中山大学的一些专业，中南大学的一些专业也调到了武汉大学。这个时期，从综合性大学性质上来说，武汉大学受到了很大的削弱，54年这个时候的调整是对武汉大学的一个削弱，但是对中国高等教育来说，贡献是巨大的。没有53年、54年的这个调整，就没有新中国高等教育上百废待兴的格局。所以我有一次演讲时对同学们说，都在说“去行政化”，今年两会期间这个话题讲的也很多，你怎么理解“去行政化”？当然我讲了很多“去行政化”的概念和想法，但是对学生不能讲行政化，我就讲了院系调整。院系调整肯定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或者说它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但是没有这些院系调整，没有行政化对这种教育格局的重新分配，那么就不可能有中国今天高等教育这样一个局面。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有2000多所高校，但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后，我们就达到了近1000所高校，也就是说，虽然武汉大学的综合实力受到了影响，但对中国高等教育格局的形成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另外一个很需要的时期，在行政化的推动下，现在还有许多争议，就是在2000年的8月2日，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实现了四个学校的合并。我们这四所学校的合并，应该说也是国家强力的推进。我们同样理解在这样一个时期，对武汉大学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它使原来的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获得了一个发展的空间，我们的很多大学由于有了武汉大学这样一个新的平台，我们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我们的学术研究，我们的学科建设、我们的资源整合、我们的人才培养乃至于我们的社会服务都上了一个新台阶。没有2000年武汉大学的这样一个合并，就没有武汉大学在全国高校中间摆在前十位的位次。当然，作为文科实力来讲，我们可以摆在前三位，因为我是分管人文社会科学的，所以我对文科的情况更熟悉一点。也就是说2000年院系的调整对我国高等教育也是一个整合的过程、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中国高等教育，对中国的大学来讲也是一个发展的机遇，这是我对武汉大学的介绍。
我想对于一所大学来讲，教学、社会服务，那么这些年来，武汉大学也很注重社会服务功能的拓展，不断吸收社会知识和营养来形成我们办学的宝贵资源和我们自己的精神财富。去年12月，王勇局长来到了武汉大学，和我们签订了共建武大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的协议，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班，还有我们之前进行了一些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培训，都是武汉大学与国家质检总局合作的产物，当然也是湖北省局关心、支持武汉大学的结果。在这样一些做法上，我们武汉大学这些年也在积极努力，我可以给大家介绍的，除了大家现在看到的质量研究院外，还与国家的5个部委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比如我们与国家发改委共建了一个“中部发展研究院”。“中部发展研究院”也是发改委在北京以外建立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院，这样的研究院在全国只有两家，一个是在浙江大学的西部研究院，再一个就是武汉大学的中部研究院。除此之外没有在中国其他的高校设立研究院，虽然也有高校设立了地区与国情发展研究中心，但这都是学校自己搞的，与国家部委有联系的，也只有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另外我们和国家文化部建立了“国家文化研究中心”，对文化发展的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提供咨询和服务。同时我们和外交部成立了“边境研究院”，边境问题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是很复杂的，由此，外交部新成立了一个边疆和海洋司。这说明武汉大学在国家战略调整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应该说与政府部门进行这些跨学科建设，为我们国家发展提供了一些智力支撑，也拓展了学术研究的空间。
我们的质量研究院近几年来，通过创新机制、战略定位和交叉集成的办法，在宏观质量管理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创新型的成果，成为我国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智库。武汉大学之所以要成立一个实体的这样一个教学与研究机构，就是基于对我国发展总体形势的判断，是对科学发展观重要理论的诠释。各位都是质量方面的精英和骨干，质量问题是未来中国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要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就要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世界上任何一个先进的国家，首先都表现在其优质的产品、优良的质量管理。我们对一个国家优质产品的认识来认识其先进性的程度，当然在今天这样一种条件下，如何建立有效的法制机制，实现宏观和微观质量管理的良性一致，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这次由国家质检总局和武汉大学共同举办的质量发展高级研修班，是武汉大学与质检部门的又一次密切合作，参加这次研修班的学员有来自全国质检系统的各个单位和十多个省、市质检局的领导，应该说在座的各位是决定着我国质量战略的一支重要力量。
武大质量院程虹院长:
客观来说，我觉得质量安全是政府管理的，但质量进步政府管不了，一个社会，老百姓有没有饭吃，那是政府管的了的事情，但是里面富裕不富裕，那是政府管不了的事情。我们以前都说“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句话是错的，不劳动者也要得食，这是政府的公共职责，但是你能不能成为比尔盖茨，你能不能富裕，我管不了。所以说，在质量上面，安全是政府管理的地方，这肯定是政府的职权，但是质量有多好，质量发不发展，严格讲，我们政府职能引导。所以有人说，质量好不好，质量不是吹出来的，质量是生产出来的，质量是监督出来的，这个也对，但是质量真正是靠竞争出来的。
大家想一想，有人说我们中国现在的质量比计划经济时代的还差，这种话连常识都不懂。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中国的进出口额40亿美金；在去年，我们的进出口额已达到1.12万亿美金，全世界的老百姓都来买中国生产的东西，难道我们中国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差了吗？难道质量和购买力不是正相关的吗?质量越好，应该买的越多啊。这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欺骗会有一点作用，但是，你应该知道持续30年的外貌出口增加，怎么可能是靠低劣的质量来获得社会认可的呢？违背常识，那么中国这30年的质量进步是靠什么获得的呢？是我们质量监管加强了吗？有作用，是质量意识、质量技术能力提高了吗？都有作用。最根本的是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竞争制度，是因为竞争导致企业不得不生产好的质量。当然你可以生产不好的质量，比如说我们的假冒伪劣，我们执法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干这个事情，但是你知道，那种企业永远长不大，它始终处在我们的威慑和打压之中，它怎么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呢？我们看看中国的大企业是不是在竞争中成长。我们的海尔，十年前还只是一个区办的农具厂，亏损100多万，去年已经成为最大的白色家电企业。他为什么要砸冰箱？是张瑞敏这个人道德很高尚吗？不是的，是因为他知道，今天我不砸这个冰箱，明天就有人要砸我这个企业。
我们以前经常抓服务态度，我记得在文革期间，以我们百货的张文贵最为著名，我们整天头疼这个服务员的营业态度不好，这不是常识吗？你的服务质量不好，别人就不来买你的东西，你为什么服务不好呢？所以我们开展了很多思想教育活动，为这个事情非常的头疼。大家现在看看，我们的服务态度，我们的服务质量，我们以前到武汉大学一个理发店，那时是国营的，商业局管的。我记得我父亲有一年大年30的早上出去排队，到晚上回来，耳朵还被弄伤，因为人太多，理发店就它一家，你还得凭票来理发，就那么几个人，他怎么可能对你有好的服务态度呢？我们现在走到街头，到处都是环境非常好、服务非常好的理发店，十几块钱，小丫头在你的头上洗半个小时，按半个小时，你稍微把眉头皱一下，她都紧张，难道是她的道德水平提高了吗？不是的，因为她知道，她不努力的向你提供一流的服务质量，这个店就要垮台，她就要失业，这个老板就要破产，所以说质量的好不好，是要靠竞争来体现的。但是，不能容忍最坏的质量出现，那绝对是要靠监管，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到，这是第二个小质量和大质量的辨析，以前我们经常讲小质量叫产品质量；大质量是产品质量以外的，工程、服务、环境，以及其他方面，但是我觉得大小质量的区分不是太严谨，我们很少听到小经济、大经济，是吧。我们不能说小经济就是产品经济，大经济就包括三产业的说法，这不客观。我们经常说宏观经济，一说宏观经济我们都知道是国务院要干的事情，这是我们中央部委要办的事情；一说到企业怎么做，那是企业自己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看质量变迁的三个阶段，从检验到控制，再到全面质量管理，我们从这个当中得到一个启发是，质量问题的产生是一个复杂性的科学问题，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风险，为什么我们政府比企业做微观质量管理难呢？因为它涉及到不同的因素太复杂。一个企业就已经够复杂了，但是相对一个国家来说，它还是要比较简单一些，这就需要我们从宏观的角度，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待质量问题，所以我们说我们整个部门为什么要用综合的手段、经济的手段，我们现在用经济手段用在质量监管上是不够的，我说的经济不等于罚款，罚款不等于经济，特别靠罚款养活我们某些人，那就更不是正常的监管。我们要用经济的手段，比如说我们现在宏观经济出问题了，马上中央推出4万亿的刺激投资，4万亿不是中央投，实际上我们中央财政就几千亿，有的差的地方财政甚至拿不出钱来，用这个来带动民间投资，用这个来带动银行贷款，经济的手段，法律的手段。
我们向谢校长作了汇报。回来之后戴主任进行了专门考察，对各位老师背景、开课内容进行了研究。所开课程都围绕宏观质量管理主题，应该是成熟的思想，必须经过检验、讲课的检验，不能今天讲什么，明天又是别的。主要有这几门课：第一是宏观质量管理。这门课在08级学生中开设，非常受学生们欢迎。第一次在国内讲述了宏观质量管理体系，已讲三年。第二门课是围绕宏观质量管理的基础问题，就是质量到底是什么？我们到总局，一线很多专家提出来质量是什么的问题，它涉及到宏观质量管理的定位，称之为质量哲学，通过质量哲学的观点研究宏观质量管理，已开课半年，难度非常大。本来09年上半年要开课，攻关了半年，已拿下。上次海南局叶局长跟戴主任谈起，从质量哲学来研究宏观质量管理在其它学校从来没听说过。第三课是质量监督、执法、进出口都涉及的质量行政法规包括案例分析。已开课三年，祝捷老师作了精心研究，深受同学们欢迎。第四门课呢，随着资源越来越来紧张，总局强调信息化是一个战略支撑。董慧老师是资深的信息化专家，多年从事标准化信息工作。院研究生课有三门信息化课，涉及物联网、无线网络监控和数据库。他将对这些作一个整合。还有就是戴主任非常关注、大家非常喜爱的一门课，涉及质量重大问题、重大战略，现在质量道德、信心丧失，就是质量文化问题。研究中西文化在质量上表现，相互差异，西方宗教对质量文化形成的作用，已开了三年课，吴天明老师非常有激情。这门课大家都觉得重要。
通过五个方面课程，围绕宏观质量管理，构成了这次主干课程。明天下午我们到东风雪铁龙参观，东风公司代表我国国有公司，雪铁龙和本田共一个总部，我们看中西质量下的体现。星期四晚上还要在游船上进行自由沙龙，以及几次讨论共同构成相互关联的主干和辅助研修。我的介绍就这些，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