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学术动态
2010年第6期（总第102期）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编 2010年4月8日
2010年3月29日下午2：30，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在院学术沙龙厅举行了2010年第5期（总第86期）“珞珈质量双周学术论坛”，邀请加拿大劳伦森大学的John Gunn教授作了《环境质量——水资源再生利用》的精彩演讲，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刘学元教授、水利水电学院熊立华教授和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张维昊教授也应邀参加。质量院全体老师及09级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论坛。现将本次论坛内容整理如下：
环境质量——水资源再生利用
主讲人：加拿大劳伦森大学 John Gunn教授
主持人：刘学元教授
甘教授来自加拿大劳伦森大学，他是加拿大首席环境科学专家，他们小组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水污染治理，因为他所在的地区曾经是污染非常严重的地区。通过他们小组的努力，他所在的地区现在成为加拿大，甚至于全世界最优美的一个地方。他们那个地方跟我们这类似，湖泊众多，矿物质很丰富，所以当年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一个地方。大概一个星期以前我们来过这里，他简单介绍了一下他那边的情况，今天我们请他就某些研究领域，更深入的介绍他的研究和他的一些想法。那么，现在我们给他热烈的掌声，谢谢！
甘教授：
我们这个地球的污染比较严重，左边的图上介绍了这个地球被破坏污染了，这是过去开垦的状况，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些被污染的土壤改良成可以再生产的土壤，基本上我们就做这个工作。
1970年以前，加拿大的我所在的那个地方污染非常严重，大家看到左边的这个图上显示的污染状况。经过我们30年的治理，到07年的时候，草木丛生，现在就可以种植一些农作物了。我所在的这个城市离多伦多大概350公里以北，人口是16万，这个城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镍和铜产地之一。在1960年的时候，我们当地的酸雨相当于今年全中国的百分之一的酸雨的来源。
这是我们那个城市的鸟瞰图，中间的一部分是我们的学校，冒烟的这个地方就是整个矿的办公室。这个城市有330个湖泊，所以跟湖北有比较相似的地方。18亿年前产生了这个地区，通过一个大的灾难，产生那么多的矿物质，最后产生了冰川，等冰川之后产生了森林。后来欧洲人到美洲发现了这片森林，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我们人往外运，同时他们就开发铁路，在建铁路这个过程中就带点镍和铜。当年他们开发那个矿山的时候，那里的矿产资源很容易燃烧。30年代的时候慢慢的恢复原来的生态面貌。矿物质提炼过程中的废弃物的排放就是通过这个很大的烟囱往天空排放，这样的污染处理类似于你们国家往长江里排放，往长江里排放稀释了，也就解放了。
当年地貌、树木和土地的桑化、黄土流失引起了土壤改变。当年的土地基本上很平静，这么大的区域，有个最大面积的矿区，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香港的田地，总面积有81000公顷。当年的二氧化硫的排放是由工厂解决，从当年到现在这个状况有很大改变。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很多湖泊是被污染之后，我们经过自己的处理后来变得越来越好。这是我们大学的一个实验室，这是被污染的土壤和这样的一条河流。我们对很多的污染情况作了各种各样的实验，通过大学里土壤的改造，我们取得了下面一些积极效用：一个是创造了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另外一个就是野生动物生长环境也恢复了，同时我们对土壤的流失、灰尘的控制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那么我们同时还学会了休闲、娱乐，经济发展和失业率也得到了控制，就业机会也给了大家。这就是我们的研究成果，怎么样让我们的大自然从重新回绿。
我们在改良的过程中就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包括学生和在社会上招聘一些人士，来进行土壤的搬移，种植一些新的农作物。那么刚才的这几组图片，是从过去几多年通过改良后到今天的很明显的变化过程，与此同时大家生活的质量越来越好，空气污染也达到了最低，过去的鼻癌、肺炎这一类的疾病基本上消除。但同时那个矿业公司还在生产镍、铜这样的金属。这种植物就象空气测试一样，如果你附近哪里有这样的植物的话，那证明周围的空气非常的好，昨天我住在农大，但是我没发现这样的一个植物。这个过程经常就是两种：一种是植树；第二个就是通过净化空气质量。我们治理的过程，首先是从空气下手，就是净化空气；第二个就是种植植物，通过这样一个来净化水。我们学校做了一些研究，做了一些推广,大面积的推广，改良是通过社区的活动来执行的,每年都有很多这样的活动。我们供应种子支持他们活动，用一些明星来推广。
这个人是我们那里一个比较知名的人士,旅行到哪里都带当地的一片树叶来宣传当地改良的效果。这是市长和他的女儿在放鱼，这个是森林覆盖改良，这个水养鱼也可以,小孩子一起玩水。大家看这里曾是一片很荒凉的土地，现在种了很多树,同时因为现在水质和空气都改良了,我们也建了一些新的休闲设施供大家休息,从过去的负担变成今天的创造财富的一个新的环境。
因为这个城市产这个矿,过去环境比较差。随着环境的改善,我们提出,我们不仅要采矿，我们还要进行科学研究，我们就建立了一个这样的科学馆,这个建筑就像一片雪花。我们这个里面建了一个科学交流的课程,全世界只有3个,另一个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个在英国。我们也通过一些文艺表演来表现环境改造的成果。我们取得一些成果,经过30年的改造,产矿的土地现在都改良好了，这些生态的变化,主要是土壤的PH值4.6到6.5,动物的多样化,每公顷大概有50多种,鸟类70多种,哺乳动物10种。
30年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图,很丰富的一片树林。我们现在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一个就是树的种植,因为我们改良的是近的、交通方便的城市,慢慢的远了以后就不方便，生物的多样性不够,水柳绿整体的沉淀需要一些时间,还有社会社区的继续的关注。最大的挑战是的气候变化,我们那里随着气候的变化，变的越来越干旱,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几十年的功夫在几天内就回复原貌了。
今天给大家讲的不是学术上很深的一些东西,都是大家关心的一些浅层次的东西,大脚要了解可以上livingwithlakes去查询,谢谢大家,大家有问题吗?
熊立华教授：
您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国家的问题,您们那里只有16万人,我们国家出钱把您们养着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国家的问题是产生的大面积的污染，如武汉市的污染不是武汉产生的,是从上游过来的,武汉的水是治理不好的。您们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水弄干净,但是后来最佳的方法是把发电厂建的特别有效,因为只有把发电厂建的特别有效才能解决污染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找到了问题的源头。您说一年要花4亿美元或者加元,您刚才的思路就是不是就问题解决问题,水脏了就把它换一下,搞干净又要脏,要解决根本问题，您们这个问题我们也经常碰到,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要长远的。我们国家水上的治理10年花了4000多亿,污染比以前更严重，您们10亿的投入是30年。
甘教授：
这个就是循环经济,就是说没有什么是废品，就看你怎么用它。您说在发电厂产生的废物一个是酸、一个是镍、一个是铜。这三个,如果你不加以利用你就把它当成废物了,造成环境污染；如果你把最终产品回收卖的话，那么就是相当值钱。第一个就是不要随便排放出去,如果不排放出去它就不会造成污染；另外一个,对公司来讲,他因为没有排放出去,当产品来卖的的话也赚大钱。那么他的发电效率就解决了,关于这个效率怎么样,有没有人愿意做,这个前期投资比较大吧。政府设定规则,规章制度,环保的标准,来要求企业必须得达到,如果到时间达不到就必须得关门,我们更多的用政府设定一些规则，一些规章制度，来限定环保规章。到了这个时候，有一部分企业关门了，又有新的企业成长起来。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这样的体制在规避一些制度、规章的制定和它推行中给企业的一些优势。
张维昊教授：
加拿大在清除污染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的污染源主要是工业污染。工业污染可以通过清洁生产来治理，可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加拿大采取了很多措施，取得了很多成果，中国也能取得很大的成果。但是中国的污染不只是工业污染，或者说很大的污染并不是来自工业，比如说：农业污染的化肥农药、还有农资排泄，这些污染源是很难控制的。所以向大家请教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困难。
甘教授：
我看到现在中国处在一个经济发展复苏当中，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业是高污染源的。这样您们现在能做的是不要让它污染的这么快，您们现在就开始处理，不要让它污染的这么快，让它变得更好也许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不过您们让它不要污染这么快是任何时候开始都不会太晚的过程。刚才所说的石灰石这个东西是一非常普遍的工业原料，像您们很多农场，和您们的三峡大坝上都用了类似石灰石的原料，它是一种很基本的原材料。
生态系统是一个互相平衡，不断向前繁衍的系统。一旦被破坏了，它是不可能在回到从前，就是原始的状态，不能回到从前。我们想把它治理好，也只是治理到我们认为一个合格、合理，我们认为合格的标准。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四种参数，或者叫指标、体系来表明我们的环境治理到一个什么程度：第一个就是政府制定的一些标准，比如说空气中二氧化硫的比例是多少，还有就是类似这些气体啊，水里面污染物的成分是多少，政府颁布一些指标。第二类指标就是我们PPT演示的，比如说在某些地方我们要测它的空气指标怎么样，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栽些小植物，看它能不能活下去，如果活下去了，就证明这里的空气指标是达到我们的要求。第三个指标就是我们孩子，特别是儿童的患病率，比如一些儿童患了哮喘的，在他小时候没有孩子得这些病，但是现在很多学校都存在治疗疾病的仪器，所以说这样的一些指标都可以检测目前的环境到了一个什么程度。第四个就是物种，比如说有一个十万平方公里大的这么一个地方，他们里面大概有多少种物种，就根据这种物种的种类的多少也可以表达生命的质量或者说环境质量。但是不管怎么样的治理，已经破坏了原来的状态，治理只是接近而已。
刘学元教授:
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大公司也有问题,并不说大公司就没有问题,小公司如果做不了，就让它们在环境的面前自生自灭吧。
王泉博士：
甘教授，您好！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引入绿色GDP作为衡量经济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您如何看待绿色GDP的作用或者您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矛盾？
甘教授：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的导师曾经给我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但是，现在仍然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也不明白现在是一个什么答案，也算是在学术界的一个结论吧。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政府以纯GDP的指标来衡量社会发展的速度，这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一些预见性的指标，比如说环境和一些其它预见性指标，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趋势。我们的生态和我们的经济有一个比例，比如拿森林系统来说，加拿大的森林系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而我们评价一个生态系统是什么呢？是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是衡量生态系统的有力证据。生态系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可以一百年、一千年生存下去。我们的GDP只是其中一个指标，对于我们的经济来说，按照这种方式来看，也需要一个预见性指标。像我们这样纯粹拿GDP来衡量经济，它只是一个参照性指标，那是不行的，随时都有可能崩溃，比如说资源的枯竭，还有一些违反规定排放，它随时可以让经济崩溃。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发展有益能源，把环境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是我们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