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以来，“技术决定论”在国内一向大有市场，过去的称呼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听起来有些不同，但精神实质差不多，都认为技术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终极手段。在公交安全隐患问题上，有许多人认为，无法判断哪位乘客精神有毛病或是“垃圾人”，所以必须采用其推荐的先进技术才算保险。

    然而，这样的论调过去有有害，今天也依然如此。

    我们要最先思考的是，对于包括公交系统在内的任何一种商业运营，不会也不应该单单考虑技术一种因素，显然还要考虑收入-成本等经济核算因素。就消费者尤其是公交乘客的评价而论，安全作为一种价值，也并非自动地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

    预防公交上类似互殴及干扰司机驾驶事件，光就技术来说，有以下有多种解决方法：

1、把公交车改造成装甲车；

2、设置繁琐的乘客甄别程序；

3、采用最先进的无人汽车驾驶技术；

4、为车辆加装一道坚固的安全隔离屏（类似于连岳的观点）；

5、在司机车位旁贴上一块醒目告示：干扰司机驾驶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在美欧某些地方采用了类似方法）；

6、其他未知的市场企业家创造性方法（还没想到的）。

    第1-3种方法从技术上来讲，都可能把安全系数提到相当高的程度，为什么大多数人（至少目前）不去考虑甚至视之为荒谬？显然在大家的潜意识中，还不是完全没有经济核算的概念，隐约明白实现某种目的的技术选择，其实数不胜数，但并不是每一项技术，都能在市场中得到适用，更不是最新最先进的技术，就一定是最好的。

    如果认为消费者心目中，安全永远是压倒性的，不仅胜过他们对于出行便利、干净卫生、礼貌待客等等其他因素的评价，甚至永远胜过消费者对于手中钞票的评价，那么采用任何一种尽可能提高安全系数的已知技术方法，无论付出多么高的代价，无疑都是值得的。

    实际情况当然不可能如此，即使是“安全隔离设施”，也是需要成本的，给所有公交车全都安上，就算只是一个中型城市，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而实际会否出现意图之外的结果，尚属未知。这里关键要明白：不管采用什么技术方法，其成本最终都要（设法）让消费者承担。

    那么采用哪种技术方法或组合，到底应由谁负责去做出决策，并由谁充当最终的裁决者呢？我认为，决策者既不应该是非企业所有人的连岳，也不应该是行政当局，而应该是市场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私营企业家（我们知道，公交公司在许多先进国家和地区都是私营的）。至于最终的权威裁决者，显然应该是大众消费者。

    私营企业家可以在自利心的引导下，根据自己的预测判断，利用本身财产，选择他们认为最符合消费者需求（包括安全需求）的技术组合；接下来轮到消费者，也在自利心的引导下，自愿用口袋里的钞票，按照自己的偏好对这些技术组合进行投票。

    如果A公司把公交车改成装甲车，固然安全可靠，但可能既贵且慢，影响消费者的体验尤其是钱袋；如果B公司给司机位装了隔离设备，结果对收银监督效率变差，“霸王”乘客也许变多；或者C公司贴了安全告示，依然不能缓解大多数顾客的疑虑感，干扰司机的事件依然频发（…）

    最终哪个公司的方案会胜出呢？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市场环境是竞争激烈、没有障碍的，那些让消费者更满意的方案，就一定会胜出，结果也必然是本地化的、市场细分的，还会是与时俱进的，而不是“一刀切”的，更非一劳永逸。

    在公交系统公营化情况下，事实上都多少在以税收或垄断租金的形式，强迫消费者付出代价，也就是说，一项决策，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得承担成本，这既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和裁决权，也阻断了企业家创造功能的发挥和市场试错创新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依靠行政强制力推行的技术，连最后结果是否较以往优胜都是无法检验的。

    以上并不是说技术不重要，而是说带来满足消费者需求（包括安全需求）的技术运用及创新的制度环境显然更为重要。

    有些人认为：“社会的进步，都是技术的进步，技术上解决不了的，也别指望道德。”这个论断无疑是错的，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

    必须指出，技术进步永远是一个繁荣社会资本积累的自然结果。而社会之所以繁荣，这种社会中的资本之所以能够积累，在于它的运作原理和规则，是建立在一套尊重私产及市场经济秩序的伦理道德体系之上。

    我们知道，古罗马时代技术的先进性，在古代世界出类拔萃，超乎今天许多人的想象，考古学家甚至在地中海底发现了那个时代先进的计算器装置（世界最早的机械计算装置）。可当时那么发达的技术（至少相对于罗马境外的蛮族及西罗马覆灭之后近十个世纪而言），并没有维持罗马社会的进步甚至存在。

    历史学家杜兰特指出：“一个伟大的文明，其灭亡，常非由于外力的摧毁，而是其内部的腐蚀所造成。罗马倾覆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它的人民、它的道德风气、阶级间的斗争、商业的败落、官僚作风的专制政治、繁重的课税及耗费繁大的战争。”

    米塞斯说：“叫人惊羡的古代文明之所以毁灭，是因为它没有把它的道德律和法律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调整。”他还指出，工业革命这样的巨大进步之所以在英国出现，并不是因为像蒸汽机这类机械的发明（类似技术在古罗马时代就有了），而是由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学者及古典经济学家给市场经济的发展，从伦理道德及经济思想上扫除了障碍。

    另一个例子也似乎是误导性的：“仅仅20年前，城市里的飞车抢夺还令人头疼，现在，除了劫匪是白痴，哪敢在城市做这种事？这得感谢技术进步，这些犯罪行为马上就能被监控到，犯罪的成功率降到无人敢做，道德水准被迫提升。”

    且不说大家似乎忘了当时广州飞车抢夺猖獗时，民间自发组织力量（“伏击队”）维护自身权利的事例。社会治安的好转，其实更根本原因在于，南方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创造了更加丰富的就业机会和致富商机，加上当地民众的自我防卫意识高涨，让从事犯罪的机会成本变得奇高。

    街头监控这些先进技防设备，当然对于治安大有裨益。但永远不要高估它们的作用。首先，没有民间社会的普遍富裕，哪来的钱去到处安装这些技防设备呢？其次，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后来变得萧条了，人们普遍找不到工作、看不到希望，即使原来有再先进的技术设备也于事无补，以美国败落的底特律最为典型，当地警方从地面监控到天上的警用直升机，技术手段不可谓不先进，社会治安仍然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