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玻璃制造商”在美国建立生产厂、“XX国际制造巨头开始考虑在美国设厂”、“中国的制造业相对成本不仅相对东南亚各小国和印度要高，甚至比起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而言也没有绝对的优势了”，这些消息，以及一些并不严谨或者并没有得到学界公认的分析不断见诸各种媒体，驱使人们不禁开始为中国制造业、实体经济、甚至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前景开始感到深深的忧虑。

    这种忧虑并不是杞人忧天。即使像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出于就业和国际市场竞争力的考虑，都会为其国内制造业向国外的转移担忧，更不谈我国这样依然还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国家。我国虽然处于发展的比较初级的阶段，依然早早的就要开始担心国内产业空心化带来的挑战，而且受到的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两头挤压，不得不说，形势是非常严峻了。

    过去一二十年里面，我们不断感受的是国外资金和国外生产环节向中国的转移，甚至那时我们担心的是国际资本对于国内资本生存环境的挤压。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而现在似乎在转变方向。在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不断向收益率更高的地方转移是一个规律。只是，这样的过程似乎在中国发展的过快，中国仅仅享受了20来年外资涌入带来的红利，现在就要开始经受这些外资外流，以及国内资本流向海外的挑战了。在欧美等国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其产业结构、国民收入的水平、技术水平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中国当前还远没有走到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

    所以，当我们面对各种资本向国外流动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更迫切，以及我们需要反思的因素就更多了。什么原因导致这些资本如此迫切的要转移到国外，换言之，投资机会和通过投资获得较高回报的路径是不是非常匮乏了。如果说，随着制度的完善，市场上的非正常获利渠道得到了遏制，迫使那些追求不正常回报的所谓游资，即所谓的“热钱”从中国市场上抽身而去，这样对于国内市场环境的有序发展，对于其他各种类型的资本发展而言反而是有利的。但是，如果“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如此之高，投资路径是如此受限，那反而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反常现象，久而久之，损失的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实体经济根基，而且是难以修复的损伤。当我们看到这些国内比较著名的企业开始向外转移生产能力，并且以国外生产成本更低作为资本转移理由的时候，让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自己的投资环境，自己的市场竞争秩序是不是紊乱了。

    更为重要的是怎么办。显然，中国面临的问题要比这些发达国家更为复杂，约束条件更多也更为苛刻，要实现的目标也更为复杂。在人口红利消失和环境约束愈加严苛的背景下，如何让投资者和实体经济经营者获得较好的合理回报，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同时，要在实体经济获得健康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朝着宏观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升，国民生活水平不断趋近于发达国家居民的水准这样的目标前进，不管是目标的多样性，以及现实与目标之间的较大差距都使得这种努力倍加艰难。相应地，各种政策措施组合的设计要求更多，面临的改革的阻力也就更大。但是，要想实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稳步的提升，这些都是必要的，需要的决心就更大。相应的，我们需要的是目标长远的、瞄准实体实体经济、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的政策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