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忽视了经济系统的动态变化，以及技术和组织创新对这一系统的驱动作用，关注的重点都放在了资源在不同用途当中的配置问题，这种分析一般都是静态的。即使是索罗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在其中的作用并不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而仅仅是一个外生给定的概念和环境。现在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当然在各个维度上大都认为经济系统是动态变迁的，不管是成为宏观经济学主流的动态一般均衡理论，还是以技术创新来解释现代经济发展的增长经济学的新理论，静态分析、甚至是比较静态分析不再是主要的、或者主流的分析范式。当然，这种经济系统的动态视角，或者对于技术进步的关注并不是当代经济学的专利，在现代经济学的起源阶段，不管是斯密、李嘉图，抑或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熊彼特，都对其有着足够的重视。

    斯密和李嘉图处在西欧开始经历工业革命并且走上经济增长的起飞阶段（罗斯托意义上的take off），所以动态性成为他们经济分析的主题一点也不奇怪。马克思通过对欧洲、也包括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观察，也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生产率增长将会是前无古人的，他在为美国一些媒体写作的专栏文章当中，专门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到了20世纪初期，这一现象变得如此普遍且重要，引发了熊彼特用“创新”这一本身就十分开创性的定义和分析方式对此进行解释。“创新”在他看来不仅是经济社会的最普遍现象，也是其内在的不竭动力。

    创新虽然可以是各种类型的“新组合”，但无疑的，技术进步是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没有人像李嘉图那样对于技术创新的形式和内容作了如此细致的观察和分类描述，更进一步的解析了技术进步对各种社会经济变量，主要是福利和社会分配的影响。李嘉图已经定义了几种技术进步的形式，如我们今天经常使用的劳动节约型、资本节约型、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等等。尤为重要的是，在他看来，这些不同形式的技术进步，对于就业、收入的分配等社会福利变量有着重要的效应。例如，李嘉图基本上认同，技术进步如果伴随着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一般都不是技术应用者，换言之企业主的本意，他们往往是被动应对。另一方面，李嘉图甚至发现，一些技术进步的形式对于劳动者而言通常是有害的，劳动者面临着机器的替代，用现代劳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所谓的“技术性失业”，马克思在其论述中也谈到了这一点。有意思的是，劳动者在技术进步和机器设备应用的过程中，绝不仅仅是被动的，他们也都承认，除非劳动者真正站起来了，有些机器的使用，或者技术进步绝不会进入资本家的视野。

    以技术进步为主要特征的“创新”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供给侧改革也关注劳动者福利和收入的改善。这些都意味着我们对于动态经济运行当中的内生动力，即技术进步和扩散应该有更多关注，显然，何种技术进步能够获得企业的支持，又能够增加劳动者的福利、提高其收入分配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是一个需要仔细的考量，并且从经济思想史的这些重要学者那里找到智慧的解决方案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