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增长被定义为人均收入随着人口增长而持续增长。更近一步地，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并不遥远，也许不迟于19世纪的中期，且一定不早于17世纪的末期。每一类经济发展体系当中还是有着四种共同的要素，它们无非是私产权、第三方可强制执行的契约、价格灵活变动的市场，以及支持型的政府。这每一种要素与资本都有特定的关联，后者是以某种物质的方式内化在建筑物和设备，或者是土地的改良及有着特定知识的人群中的生产要素。不管其采取的是哪种方式，资本都必须能够长期维持而不是转瞬即逝，才能获得有意义的经济结果。这就意味着，以上列出的每一种资本主义的特征都必须有着较长的时间维度，至少能够跨越好几年，最好是几代人。资本也应该具有生产力并因此在其整个经济寿命期间得以使用，由于存在过时淘汰，这一寿命可能比其物质寿命要短。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生产性资本所有权，都可能与其管理相分离，这导致人们明确地考虑为经营、维持、扩大或修改资本存量而建立各种组织和程序。

    这必须是一种体系，市场在其中有效运作，产生价格信号，每个有关的人——消费者、生产者和监管者——都能有效地观察和响应这些信号。市场驱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也取决于它的制度为所有有关各方创造的激励。由于它所提供的开放性，使该系统的参与者能够对激励做出反应。

    除了能够实际观察到的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之外，对经济发展的历史的考察也应该对类似行会、企业、政府和法律体系这些在其中运转并实施“博弈规则”的组织加以关注。进一步地，那些不太容易观察到的要素，如管理个人对外部条件的反应的非正式制度和思维模式，也可能决定了市场在创造及维持经济增长中的有效性（North，2005）。在经济体内不断地重新配置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遇到挫折之后的恢复至关重要，不管这种挫折是由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疾病这样的外部因素，还是由金融危机或政权更迭这种的内部因素造成。市场信号对于指导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指导继续或恢复增长所需的努力是必要的。然而，向新的经济状态转换所需的金融资源，不一定是由市场信号驱动的，而是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存在性和中央管制经济的迫切需要。因此，更加需要关注的是融资的来源及其在过去一段时间的有效配置，特别是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针对远距离贸易和对可持续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长期性项目的融资。

    一个由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市场，以及最终商品和服务市场组成的完善的市场体系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它也必然地植根于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当中。因此，在市场体系内产生的价格信号必须得到政治、文化和社会团体以及经济中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观察和回应。这样，经济发展就能够有效地被定义为在更广泛的、起支撑作用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系统中运行的一个复杂而适应性的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