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标志着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分水岭之一。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但来自英国工厂的竞争摧毁了大量的传统制造业。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448美元，是世界上一个最贫穷的“欠发达”国家。

　　1949年之后，中国实施了三十年的苏联式中央计划路径。这段时期，中国的人均GDP以2.8%的速度增长，这虽然可观但并不非常突出，远远低于与领先国家迅速趋同所需要的4.3%年均增速。自1978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了很多。1978至2008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6.9%的速度增长。

　　中国是怎么做到的？答案就是“改革开放”。1976年之后，开始增加价格激励，并且用市场安排取代了中央计划。改革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在1978年，集体农场的公有经营被家庭责任制度所取代，而集体农场的土地被出租给农民家庭以单独经营。这些集体的交付额也在农场之间分配。1979年和1981年，国家提高了对超过配额的交付所支付的价格，这笔收入由个人耕种者获得。农产品的产量，特别是水稻，从1978到1984年增长速度非常快（虽然自此以后增长速度放慢了），对这种加速的一般解释是农民所获得的价格激励。

　　第二场改革也发生在农村。集体农场（就像在它们之前的农民）一直从事加工和工艺品生产。1978年，地方上的党政官员受到鼓励扩大消费商品的小规模生产，并在自由市场上销售这些产出。这些“乡镇企业”中的就业从1978年的2800万增加到1996年的1.35亿，那时它们在中国GDP中的比重达到了26%。

　　改革第三轮集中在重工业部门，这些是中央计划经济的样板。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冻结了其计划目标，让企业在自由市场上销售超过其配额的产出数量。随着经济的增长，配额变得越来越多余，物质产品平衡计划已成为一纸空文。在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改革目标。企业被重组为国有公司，而不再是政府部门，同时要求国有银行为其投资进行融资。随着市场带来的损益表，它们提供了衡量绩效的一种方式。在中国已经可以看到关闭了一些无效率的生产能力——这是苏联永远无法实现的。

　　随着改革的实施，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改革在工业产出的增长中发挥了作用——特别是乡镇企业生产的消费品——但它们也不可能是故事的全部。事实上，大部分的经济活动依然是计划的，包括重工业、能源、交通和技术。钢铁作为每个计划者所偏爱的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00年，中国制造了1亿2700万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了。到2010年，产量又增加了五倍，达到六亿二千七百万吨。按人均计算，中国现在生产的钢铁至少和发达国家的消费一样多。这些钢铁的很少出口——为建设中国想要的现代社会而用于国内消费。行业的快速扩张是由国家而不是“市场”所驱动的。中国并没有对所有的投资都进行计划，但只针对的是对所谓的经济“制高点”的投资。作为一种推论，公司在新创造的市场中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在这种环境中，公司有激励削减成本，消除低效的设施和非生产性劳动。苏联从来没有成功做到这一点，因此，有太多的资源被锁定在非生产性的企业中了。当然，也不能保证这个政策菜单总是能够有效。它要求对投资进行明智的规划。对于一个贫穷国家来说，重复富国已经做的事情并不难。因此不难发现，中国需要一个人均生产出来的钢铁与富国消费的一样多的钢铁工业。观察当中国的收入接近富裕国家水平的时候如何调整其制度，同时应对从复制转向发明的技术难题，将会是很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