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改变了创新本身的进程。工业革命期间创新意识的增强，促使资本家更多地参与科学和技术能力的创造。许多早期的英国工业革新者与一些资本主义发展领先地区新兴的“学术团体”有联系。从18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内部创新过程的结构发生了更为深远的一系列变化。在一个依赖于物理和生物世界科学知识进步的过程中，曾经作为一种试错的事情变得有组织和正式化了。

　　这一时期扎根的创新制度化，既加强了科学知识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联系，又从这种更紧密的联系当中收益了。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在美国和西欧的许多大企业当中都建立了进行研究和开发的组织。所谓的“受管理创新”——即其中的技术创新有赖于横跨科学和技术的有组织研发活动——的发展，还涉及企业外部的各种机构的变化，包括了大学和政府的研究设施。创新对国家经济和政治力量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这意味着许多政府更直接地参与到为企业和其他支持机构内部的创新进行融资的活动当中了。

　　来自商业历史学家的最近对这一时期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以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以及具有生产和分配的规模经济为特征的大型 “管理企业”上。熊彼特（1943）也认为这些企业对于新的经济环境很重要，在其中创新是巨型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竞争的焦点。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机构内部的研发组织已经在大型德国制药企业当中首次出现了。在德国和美国，公司实施的研发活动的发展与化学品和电气设备公司的更广泛的转变有关（钱德勒1977年和1990年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这种转变使它们的产品线多样化，并将其经营范围扩大到产品分销、财务和市场营销，而且扩大了中层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队伍。随着它们的内部研发组织的增长，这些公司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产品线并使其多样化。

　　但是，德国和美国大型公司的内部研究机构并不完全关注新技术的创造。工业的研发实验室还监控了公司外部的技术发展，并建议企业管理人员获取外部开发的技术。例如，杜邦公司在这一时期的许多主要产品和工艺创新，都是从外部来源获得的，同时杜邦在美国市场进一步开发和商业化了这些产品美国企业当中的内部研发与在合同基础上进行研究的独立研发实验室并行发展（也可以参考Mowery 1983）。但是在二十世纪，合同式研究企业在工业研究工作中所占的份额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