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安全待换新篇
        2011年的最后一天的下午，坐在办公室里，回忆与质量、与宏观质量管理“亲密接触”的这一年，觉得到此刻真正有了一点“质量人”的感觉。以前在遇到从不同渠道了解到的有关质量安全问题的信息的时候，先是惊讶，然后是疑惑，最后也会走向无处宣泄的愤懑。惊讶的是什么？是自己对这些质量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以前似乎没有多少认识；疑惑的是什么？是觉得天下怎么可能有这样离奇的质量安全问题的发生，三聚氰胺、地沟油、“染色”馒头------似乎都超越了“人类”的想象力；愤怒的是什么？是原来被掩盖的事件在真相暴露之后，在莫名惊讶之余对于这个社会道德沦丧和责任缺失的愤怒。终于，在2011年的下半年，自己加入到了与中国质量安全管理的相关研究领域中，这几个月之后，才逐渐对中国的质量安全问题有了多维度，更深入和更为理性的认识。
       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发展的过程中都似乎逃离不了一个质量安全矛盾暴涨的阶段，这里面似乎有着一种典型的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如果说中国有着一种后发优势，能够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几个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各国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而论之，应该在这一安全问题的解决上同样实现速度更快，更有效的控制。
作为质量安全中与民生相关的最重要部分，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频繁发生，竟然能够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和食品行业整体的信任程度降低到了冰点，甚至到了谈食品安全色变的程度。这的确提出了对当前质量安全监管体制的重大挑战。而且这种负面的群体认识在经历国家几次运动式的整治之后也没有得到扭转。这种临时起意的监管行为可能一时有效，但是其长期效果必然趋向递减。另一方面，这一过程的负效果还伴随着来监管体系的膨胀，监管困境依旧。未来的改革方向和出路在哪里，仍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
质量安全问题的多事之秋中，企业有“原罪”。政府根本不是万能的，能做的和应该做的其实都有限，生产者的自觉更为重要。但是，生产者的自觉意识的提升虽然也局限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层次，在特定的企业发展阶段和经济环境中，激励机制的运用有着必要性，惩罚手段的重要性也不必讳言。同时，这种自觉的提升能在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和消费者自我保护的共同作用下加速。
       单个消费者和消费者基于质量安全问题形成的社会组织在这个危机日趋严重的阶段也被迫的“觉醒”了，在与客观外部生存环境恶化抗争的过程中修炼了自己的坚硬外壳。但是也只能部分自救，效果有限，对于质量安全的整体环境的扭转力量有限。期待新的一年中这种力量的扩张。
       今年的春节来得尤其的早，年夜饭的菜单上哪些东西能够入席，那些产品成为众矢之的，明年的质量安全问题的走向如何，未来值得我们更多关注和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