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来，关于消费降级的讨论非常之多，特别是一些低价消费产品与服务的增长，更是让很多人深信整个社会的消费在“降级”。如果真正地出现了消费降级，那么这将会是经济进入衰退的信号，也将影响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但是，仔细研究和推敲一下，关于消费降级的说法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我们还是从经济学理论上理解什么是消费降级。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消费降低现象是比较相似的，那就是吉芬商品。所谓吉芬商品，就是指随着收入的减少，需求量会增长的商品，发明这个概念的人是一个叫吉芬的经济学家，他发现在19世纪时爱尔兰发生了一场大饥荒，大家的收入大幅度减少，而对土豆的需求却大幅度增加。其原因在于，土豆是生活必需品，当收入下降时，应该先满足生存需求，相应地其他方面的需求量就会减少。因此，人们通常所说的消费降级就是对吉芬品的需求在增加。消费降低有两个要素：一是实际的可支配收入下降了，当收入增长时不可能出现消费降级；二是所增加的消费品，主要是一些生活必需品。

除了吉芬品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概念也与消费降级的概念类似，那就是“口红效应”，这个概念产生于美国，是指经济萧条时，消费者对于口红的需求会增长。为什么呢？因为当经济条件不好的时候，通过购买口红这样一种“廉价而不必要的商品”，可以给人以安慰的作用，类似口红的商品还有酒类、烟等商品。这一类商品与吉芬品不同，属于非必需品，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价格低，同时发生了实际收入下降的情况。

实际上，经济学家发明消费降级这个概念并不是为了研究消费本身，而是将其作为观察经济萧条的一个先导变量，因为消费是老百姓最可感知的方面。那么我们现在发生消费降级了吗？对照以上分析框架，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居民的收入是否下降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二季度，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值 1.4万元，累计增长6.6%，中位值累计增长8.4%，平均收入的增长率较2017年同期下降了0.4个百分点，但是收入绝对值仍然是在增长。单从这一因素来看，并不具备消费降级的条件。另一方面，再来看消费增长的结构，是否出现了低档产品的大规模增长。我想有一个现象足以说明问题，那就是我国居民境外购物消费的高速增长，2017年境外购物消费的总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还不包括服务消费，其规模已经占到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左右，近三年来的年增长率超过了20%，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2倍以上。这表明，消费中的高品质商品增长远远高于低档商品。

从以上两点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消费降级既没有发生的条件，也难以得到事实的支撑。那么为什么会给人以消费降级的假象呢？这就是对待经济现象的两种不同逻辑，一种就是理性的逻辑，用理论和事实来说话；另一种就是感性的逻辑，只看一点，不及其余，以篇概全。当然社会出现消费降级的讨论，也是有一定背景的，房租压力上升，养老负担加剧，确实使得一部分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了，进而挤压了高品质消费需求。然而，并不能片面地通过一些点上的现象来推导消费降级已经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