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5日， 一位伟大的中国企业家褚时健先生告别了这个世界。一时间，学界、企业界对于褚时健先生的悼念文章瞬时爆发出来，人们在怀念这位伟大的企业家，更是在怀念这位企业家身上所体现的伟大精神。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正是有像褚时健先生这样的企业家敢为人先，甚至“以身试法”，才推动了制度的不断改革，让人们创业动力更强。
    斯人已逝，我们到底该思考些什么呢？一个社会要进步，经济要增长，关键的关键就是要有良好的激励制度，也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干事，更少地人不干事。这个理论，就是研究企业家精神最为伟大的经济学家鲍莫尔提出来的（不幸地是，鲍莫尔先生也在前几年刚刚去逝）。他说，评价一个制度好坏的根本标准，就是看这个制度是“创造型制度”还是“汲取型制度”。所谓创造型制度，就是能够让大家都干活的制度，所谓“汲取型制度”就是大部分人想着怎么分配，极少数在干活。褚时健刚刚创业时所处的时代，大抵是一种大家都不干活的时代，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国有企业没有关心效益和利润，所有职工都抱着铁饭碗。而褚时健却恰恰是能够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打破了这个制度。他搞质量管理、搞技术改造、搞绩效激励，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所不允许干的。一个县卷烟厂，本来可以坐享其成，享受垄断的利润。但是褚时健却偏偏要打破这一切，因此他也让玉溪卷烟厂从一个县属小厂快速成为亚洲第一。因而，我认为褚时健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第一位的就是“企业家要创新而不能总想着套利”。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也就是说任何制度都存在着套利的空间，当企业家都只专营于套利，而不是真正地去创新，是没有希望的。当然，创新比套利在很多时候更难，甚至是不被允许的，这就是伟大企业家与普通企业家的区别，伟大的企业家能够敢于打破制度的束缚，创造创新的条件，走在制度的前面。
    褚时健先生一生是辉煌的，但也不得不说是悲惨的，一生过着清贫的日子，遭受牢狱之灾，妻离子散。导致这一切的导火索，是因为在邻近退休时100多万美元的“贪污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已不好再加以评论。然而，褚时健先生却再一次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向世人传递着一个常识“企业家的创新需要激励”。我并不认为企业家是神，他可以凭白无故地去创新，可以不用任何回报去创业。企业家与一般人相比，有更高的忍耐性，更有高的风险偏好，但并不等于企业家可以永远不激励。如果一个制度把企业家当成“公仆”，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当前企业治理最大的问题，就是激励和约束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激励问题，干好干坏一个样，还有谁干活呢？企业家是极富创新精神的，但其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个人私欲，我们的制度需要用法治的手段来规范企业家获得个人利益是合法的，而不是泯灭企业家的个人利益。褚时健先生让我们的制度在思考，我们看到了一些改变，但改变的步伐还不如预期。所有的企业家群体，包括民营企业的企业家，都应该得到一个可靠的预期，那就是他们的个人利益是能够被承认和被保护的。
    褚时健先生伟大之处在于，以个人的牺牲让我们思考制度的改变，以唤醒更多的企业家去创业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