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授予了三个研究贫困问题的经济学家Banerjee，Duflo和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贫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这三位经济学家共同的特点是，利用实验方法发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减贫方法。一时间，国内对于经济学中运用实验方法的讨论变得十分热烈。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张晓波教授，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不要对经济学实验过分地迷信。实际上，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触及了经济学研究本身的方法论与价值的深层次思考。对于这一问题，本人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经济学的实验方法盛行是对理论贫困的一种回应。在经济学中引入实验方法，是实证主义的体现，最早的实证主义并不是实验而是“回归”。回归就是用统计方法推断，可能产生的经济结果，一段时期内大量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被授予计量经济学家。回归的哲学思想就是在给定的条件下，结果会重现，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干预某个变量，就可以使得经济结果朝预想的方向发展。经济学之所以会大量地转入实证研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理论本身已经陷于贫困。自凯恩斯以后以及制度经济学产生以来，实际上经济学并无根本性的理论建树，因此经济学研究更多地去验证现有的理论。实验方法的引入也是为了弥补回归分析的不足，因为回归与统计推断方法大多数使用的是历史数据，而这些数据产生的过程并不是“随机”的和“可控”的，因此就会有大量的“噪音”使得回归的结果不可靠。因此，有经济学家希望通过尽可能可控的方法来产生经济数据，从而得到可靠的“归因”。这一方法引入之后，从技术上提高了经济学的“准确性”。但我们的代价就是，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越来越窄，因为在经济学研究中可供进行实验的对象并不多。当然，这一结果也是对于经济学理论创新速度不够的一种无奈回应。

　　第二，实验方法对于解释重要经济现象的确有重要贡献，但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经济的实验方法的确在一些问题研究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孟加拉的小额信贷国民银行的项目，其本质上就是一个项目的实验，后来被证明很成功，并加以推广，帮助了很多贫困人口的脱贫。关于贫困的实验研究，以非常严谨的方法和可靠的数据证明政策干预的有效性，从而告诉政府或者援助机构应该怎样配置资源更有效，或者告诉贫困人口应该努力的方向。然而，实验方法也有巨大的局限性。正如林毅夫教授所指出的，医学之所以能够实验是因为人的基因99%以上是相同的，因此在实验对象上能够有效的药物在其他病人身上也有效的概率很高，但是经济学研究的场景和对象却千差万别，很多因素我们根本无法控制，因此也就找到几乎相同的地区、企业或者消费者。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孟加拉国被证明很成功的小额信贷计划，在中国却难以奏效。按照实验研究的理论，如果要找到政策失灵的“病因”我们又需要重新进行实验，这在现实中是非常困难的。

　　第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仍有巨大空间。前面谈到，经济学之所以会引入实验方法，并不断强调其重要性，是对理论贫困的无奈。那么经济学的未来是什么呢？我认为，只要有重大经济问题和现象的存在，就会有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机会。例如，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无法解释全球性经济危机，以及找到好的治理对策；李约瑟谜题仍然困扰着经济学家等等。这些重大理论创新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我觉得不管什么方法，都要解决现实问题。实验经济方法确实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了问题，但面对其他一些重大问题，其仍然是苍白的。我认为，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应更多地回归理论传统，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实证主义、实验方法，还要广泛地借鉴历史、政治、社会学等多个学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