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但是2013年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中初中学历及以下学历约占66.7%，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仍然不高。因此，仅从教育的货币收益似乎难以解释我国农民的教育投资行为。之所以出现这一矛盾现象，其隐含的一个原因就是教育具有收入以外的其他收益，是否是教育未能带来其他收益的提高，进而导致农民的教育投资仍然不足呢？教育对个体的收入效应在人力资本理论中，已被阐述的较为详细。但是，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使人们获得非货币性福利（non-monetary benefits），而不仅仅是个人货币性收入的提高。随着经济学家围绕经济收益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教育投入具有非货币化收益的功能，非货币收益从长期来看甚至会超过经济收益（伍尔夫等）。
    在针对教育的非货币化收益的讨论中，幸福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收益。除了幸福感和满意度这两项指标以外，好像没有其他既能代表综合福祉又能量化的指标。总体来看，除了多数研究发现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表现出非线性关系外，教育等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从理论研究看，教育对劳动者产生的价值包括消费性价值和生产性价值。一方面，“消费性价值”是指教育的非货币性回报，体现了消费品属性的直接效应。作为消费品的教育能够使个体身心愉悦，进而增加当前的效用水平或幸福感。另一方面，“生产性价值”则体现了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它是指教育通过提升人们的工资收入或谋生能力，进而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从经验研究来看，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呈现不同的方向。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具有正外部性，它通过提高收入水平或健康状况，从而间接提高工作满意度；另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可能具有负外部性，它使人们对工作产生更高的期望，从而降低工作满意度。同时，还有一些经验研究发现，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
    之所以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还有一个原因就在于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特征的差异导致了结论的不确定性。因而，在研究教育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时，就有必要探讨教育在不同特征人群影响的差异性。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城乡户籍差异推动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但另一方面也阻碍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并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来自农村的进城工人（农民工）能否适应城镇生活并获得一定的幸福感，已成为衡量城镇化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我国农村和城镇教育投资成本的不断提升，有研究表明在2000年以后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明显减缓，到2006年甚至出现停滞正在的迹象。高等教育的贬值效应有可能导致教育对个体幸福感影响的产生负向作用。因而，本文关注的问题就是：在教育投资成本不断提高和教育收益率不断下降的现实背景下，农民工对教育的投资是否带来了幸福收益？
    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现阶段在以下两个方面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第一，目前的研究讨论主要集中于农村居民而非农民工，因而就导致在探讨教育对个人收益的影响时，大部分研究仅控制了人口统计特征，而对其个人的工作岗位、工作能力、城市融入感、所工作企业的属性特征等工作生活因素控制的较少。第二，现有研究通常是从教育的货币收益来展开影响机制的研究，对教育的非货币化收益的传导机制探讨相对较少，尤其是较为系统地对货币化影响机制和非货币化收益影响机制展开的讨论，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