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教育投入是否为农民工带来了非货币化的收益——幸福感？基于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数据，我近期发表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期刊上的《教育程度提高了农民工的幸福感吗》这篇论文，采用单方程回归和联立方程估计的似不相关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目前教育程度对我国农民工幸福感具有较为稳健的负向效应。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进一步的检验发现，在六个检验的中介效应中：教育与工资、教育与合同的交互项，对各幸福感指标的影响均不显著；教育与加班时间的交互项，对各幸福感指标的影响均为负向显著；教育与职位晋升的交互项，对健康满意度的影响为负向显著；教育与社保的交互项，对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均为负向显著；教育与城市融入感的交互项，对工作满意度负向显著。因而，目前，教育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主要有：社保、加班时间、职位晋升和城市融入感，而工资和长期合同的中介效应则不显著。在这些显著的影响机制中，社保能减弱教育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效应，而加班时间、职位晋升和城市融入感则增强了这一负向作用，在此可简要分析如下：
    第一，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的加班时间随之减少，但却对幸福感产生了负向作用。结果表明加班对农民工幸福感具有正向作用，也就是说农民工更愿意加班。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从事非农生产，大部分人在所工作的城市并没有和家人同住，对闲暇时间没有明显的偏好，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他们更愿意加班，进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但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农民工的加班时间相对较少，加班时间的减少意味着经济收入的减少，因而就对其自身的幸福感产生了负向效应。
    第二，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职位晋升的概率随之降低，因而对幸福感产生负向作用。现有研究已证明，相比农民工，在同等条件下，拥有城市户口的城镇职工不仅可以进入较好的行业，而且即使在相同的行业也获得更高的收入。我国目前较高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壁垒，导致较高教育水平的农民工，在同等条件下较难被提拔进入高收入或更好的岗位，进而就会造成他们对所从事的低收入岗位产生不满意或不幸福感。
    第三，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不升反降，进而对幸福感产生了负向中介作用。对于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对工作生活的期望更高，由于出身于农村，他们也更倾向于留在所工作的城市。但是无论是从政策空间和居住成本来看，农民工留在所工作城市的成本都非常高，这些现实的压力使得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较低，进而就导致他们对现有工作生活产生负面的评价。
    综上，目前我国农民工对自身受教育程度的投资，并未同步产生相应的幸福收益。其原因在于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民工的加班时间（或劳动强度）随之减少，同时职位晋升的可能性和城市融入感也会下降，这些因素的负向作用超过了农民工所获得福利的正向促进作用，因而就导致了教育对农民工幸福感的总体负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