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市场”理论，用通俗的话解释，就是政府与市场通过合作发展经济。这一理论能够解释我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许多事件。比如：傻子瓜子。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通过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而几乎就在同时，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名个体户年广久，因其推出的“傻子瓜子”，开始红遍安徽，以至扩散到全国。这一看似普遍的一起事件，其实可以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因为从这一事件的起因到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其他很多事件中都出现过。
    首先，来看一下事件的起因，以及是如何发展的。虽然中央颁布的文件和“傻子瓜子”事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但是，仔细回溯两个事件的时间可以发现，还是存在先后顺序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是1978年。而“傻子瓜子”的发展顺序为：1972年，年广久跟邻居熊师傅学会炒瓜子手艺，转向经营瓜子；1979年，注册“傻子瓜子”商标。之所以要强调事件的先后顺序，是为了说明政府和企业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合作关系。显然，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判断，可以推测有可能中央在宣布解禁农业工商业之前，已经或多或少地知道了地方个体户的存在和发展现状了，并且也很有可能已经知道了这种模式在当时是一种能够很好解决当时就业问题的模式之一。为此，政府根据局部地区的成功案例来颁布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即适应当时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这是一种风险最小化的有效方法。当然以上推测仅仅是推测，没有找到相关的材料支撑，现有材料仅提到，1980年，邓小平第一次提及“傻子瓜子”，而这一时间已在1979年以后。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基本可以推测出政府已经提前知道乡镇企业的相关信息，而这一次的发展机遇，官场和市场都发挥了作用，官场和市场进行了一次完美的合作。
    其次，官场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有人可能会说，既然“傻子瓜子”是市场自发形成的，为什么不依靠市场的力量任其发展壮大呢？显然，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词——“意识形态”。在当时，私营企业并不合法。中央通过文件颁布其合法性后，还出现了一系列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问题。比如，“傻子瓜子”在当时的雇工就超过了8个，这在西方市场经济里可能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中，雇工超过8个引起了全国的争论。直到1984年，邓小平第二次提到“傻子”，个体户雇工问题才得以解决。可以想象，如果在当时政府任由市场发展，意识形态这一因素可能导致乡镇企业无法发展起来。而政府的一次次见招拆招的行为是保证市场能够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
    简单总结一下，“官场+市场”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官场需要市场的试错总结可以推广到全国的可复制的经验，以做到风险最小化；另一方面，市场需要官场在市场无法解决的情况下站出来，帮助市场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