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认为幸福并不等同于财富，但其对于斯密关于拥有更多的财富便拥有更大幸福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讲道：“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探讨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并且他同时进行了其他有趣的研究，是研究影响国民幸运或低下阶层的幸福感的各种因素......但亚当斯密或许过于关注财富和幸福的联系，他不知道社会繁荣的增长有时有助于提高工人阶级的幸福。我不是想从哲学的角度看人的幸福的各种影响因素，我只专注于健康和必需品这两个主要的影响因素”。马尔萨斯没有将政治经济学直接研究幸福的目标实现，同时在他自己的经济分析中，也只是通过财富间接地考虑幸福。

　　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Alfred Marshall定义了“理性经济人”：人类尽可能地捍卫利益，受到道德和法律约束，自我利益以“开放和温和”为特征。物质财富和精神满足是经济人的目的。马歇尔赋予“经济人”一种“理性”的内涵，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树立了自己的“道德起点”。 马歇尔探讨理性选择和偏好将需求理论与效用理论结合起来。“理性经济人”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计算，比较和交换来满足幸福需求。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写到：“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分配和学问的学科。”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人类欲望的满足和牺牲的减少，尽管人类的动机不能精确测量，但满足度和牺牲度可以用金钱衡量。通过这种方式，他将幸福的概念从功利主义中所包含的“幸福”和“痛苦”转变为“满足”和“牺牲”这一幸福概念。马歇尔认为促进人类经济行为是为了争取“满足”，而约束人类经济行为的是避免“牺牲”。这两种动机主导着人类的经济行为。至于如何获得幸福，马歇尔和斯密一样，认为幸福只能通过持持“中庸”的观来实现。他说：“根据人性的构成，如果人没有努力工作克服困难，将会很快堕落，同时这对身心健康也是大有裨益。对于任何目标一不论这目标是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商业的成功，还是人类状况的改善一人们都可以在热烈追求中获得愉快。各种前瞻的建设性工作往往在疲惫及停滞时期和过度紧张时期中交集；然而，以其普通人和不具有雄心大志的人而论，从适当和相对稳定的工作中所获得的适当的回报，对于身心以及精神的习惯养成提供了最适合的机遇，人类唯有在这些习惯中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

　　凯恩斯根据失业和经济衰退这两个问题，提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应该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在凯恩斯看来，幸福就是充分就业。他引用曼德维尔的话说，“让一个国家处于我们称之为繁荣的幸福状态的方法是为所有人都提供就业机会。政府为实现这一目标应该首先促进制造业、手工业和技术业的发展。其次，为农业和渔业提供多种奖励，促使整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种制度，不是简单限制奢侈和浪费，可以使国家实现伟大和获得幸福的目标。”这揭示了政府制定政策时应注意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