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学术动态
2014年第13期（总第166期）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编     2014年10月19日

    2014年10月8日上午8:30，2014年第12期（总第153期）珞珈质量双周学术论坛在我院多功能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期论坛邀请程虹教授主讲，题目为：《我国经济从“速度时代”转向“质量时代”》。现将本次论坛的主要内容整理如下：
    程虹教授从学科发展规划的战略视角，对《我国经济从“速度时代”转向“质量时代”》的研究意义进行了深刻阐释。他说，我国经济从“速度时代”向“质量时代”的转型，代表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思考和新判断，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战略选择方向，因而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自建院以来，武大质量院就将经济增长质量作为学院的研究重点，无论是质量大数据、质量规制还是质量治理等学科方向的研究，以如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研究核心和问题出发点。构建微观产品服务质量与宏观经济增长质量影响机制的科学研究范式，是武大质量院宏观质量管理学科长期坚持的战略定位和科研追求；通过科学研究切实推动微观产品服务质量与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双提高”，加快实现我国经济从“速度时代”向“质量时代”的战略转型，更是武大质量院全体研究者所秉承的不懈价值追求。
    基于研究范式的结构设计视角，程虹教授对《我国经济从“速度时代”转向“质量时代”》的论文篇章架构及研究意图进行了深入阐述。他说，我国经济从“速度时代”向“质量时代”的转型，不仅是政治家的价值判断和愿景诉求，更需要从经济转型的内在客观规律出发进行研究，对经济进入“质量时代”的现实和理论必然性做出自洽的科学解释；经济转型是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型，因而对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基本特征差异的比较分析至关重要，相对“速度时代”的经济特征，对我国经济“质量时代”的基本特征进行理论凝炼是开展系统科学研究的第一步；规律解释和特征解析，其最终落脚点在于现实层面的政策选择，系统性的梳理我国经济进入“质量时代”的政策创新与制度改革措施，将十分必要。因此，为构建我国经济向“质量时代”转型问题的科研范式，本文从进入“质量时代”的现实和理论必然性、“质量时代”的基本特征、进入“质量时代”的政策建议等三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分析。
    随后，围绕论文篇章结构，研究团队其他成员在论坛上分享了《我国经济从“速度时代”转向“质量时代”》在现实和理论背景、主要特征方面的基本研究成果。李酣博士介绍了我国经济进入“质量时代”的现实和理论必然性，他指出，之所以要将我国的经济增长从“速度时代”转向“质量时代”，就是因为我国现有的以速度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在现实中存在诸如投资效率不高、人口红利减退、对外贸易增长疲软、经济结构失衡、财政和货币政策效益递减等突出问题，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前35年的“速度时代”难以为继。而加快推向我国经济进入“质量时代”，就是要促使我国经济从投资驱动转向需求拉动，通过质量创新创造市场需求，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是要促使我国经济增长目标从GDP的“速度导向”转向居民生活品质和资源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质量导向”，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罗连发博士、李唐博士则对我国经济进入“质量时代”的主要特征进行了解释，他们提出：“质量时代”就是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有着显著区别于“速度时代”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在“质量时代”，从社会价值观特征方面，质量自觉成为社会普遍的行为范式，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发生根本改变，无论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社会不同主体都将质量的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从而大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从经济增长评价标准特征方面，经济增长的目的不再是单一的GDP，而是以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终评价依据，厘清了GDP发展的目标就是要提高生活质量。从经济增长动力特征方面，在“质量时代”速度和质量不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关系，质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速度的新动力，宏观经济增长的质量将建立在坚实的微观产品服务质量基础上。从宏观经济结构特征方面，经济结构将因为微观质量提高的有效支撑而更为优化，使平衡增长成为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志。从制度特征方面，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越来越以较为充分的质量信息作为运行的基础，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功能得到有效发挥，从而为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提供制度条件。
    关于我国进入“质量时代”的政策建议，程虹教授进行了深入阐释。他提出：要促进我国经济从“速度时代”进入“质量时代”，就必须在政策上作出一系列的调整，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改革，来激发微观企业主体真正的追求“质量第一”。没有改革，就没有“质量时代”的到来，现有的质量管理体制和质量治理方式，阻碍了我国经济从“速度时代”转向质量时代。改革首先要从转变政府职能开始，通过放松各种不必要的管制，来承认和确立企业的质量主体地位。要改革质量最重要的基础支撑的标准体制，大力推动社会团体标准秩序建设，坚决改革我国现有政府主导下单一、同质化的标准体制，实现质量信号的差异化和“优质优价”市场机制；确立市场和社会的标准主体地位，通过不同的标准竞争实现市场的优胜劣汰。要改革质量中介机构的设置方式，整合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并推动质量中介市场主体建设，大力发展“比较试验”等质量信用服务市场主体，确立质量服务机构的市场主体地位，真正构建高效的质量服务市场。要改革我国现有的政府考核方式，大力引入以质量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放开社会第三方组织的质量评价，让各地区真正建立起以质量为导向的内在发展激励，将质量的考核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依据。要改革“中国制造”的产业发展模式，跳出产品低价竞争陷阱，使微观产品服务质量真正成为提升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最重要的质量载体，使“中国制造”成为具有国家品牌意义的微观质量基础。
    程虹教授指出，我国经济进入“质量时代”，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命题，也为全体宏观质量管理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问题现场，科学研究最大的风险在于找不到问题的现场，明确而精准的问题导向是研究者最大的幸运。前期的研究工作仅仅初步构建了科学研究基本范式，整理了围绕我国经济进入“质量时代”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基础研究命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判断与科学设想。以实证方法为主导，实证检验基本范式所提出的系列理论判断和科学设想，进一步丰富细化基本范式所厘定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命题，是今后我院全体研究者矢志不渝的重要使命。
    论坛上，江苏检验检疫高级研修班和研究生部分学员就经济从“速度时代”向“质量时代”转型的国际比较、“质量自觉”的具体表现及代表性案例、微观产品质量与产能过剩、质量中介机构的市场化改革等相关问题积极提问，研究团队成员进行了针对性的解答。

（整理人：李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