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学术动态
2014年第14期（总第167期）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编     2014年10月17日

    2014年10月14日上午8：50，质量院2014年第13期（总第154期）双周学术论坛在我院活动中心如期举行，本期特邀研究室宋时磊老师主讲《中国古代变法与改革：王莽与王安石》，江苏班全体同学以及2014级全体硕士生参加论坛。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系辞下》）“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究竟改还是不改？历代中国总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宋时磊老师通过对王莽托古改制以及王安石新政的深入独到分析，提出改革应该与所处的时代相适应，既不能开历史的倒车，也不能太过超前，否则总会以失败告终。
    通过对中国的改革精神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与总结，宋时磊老师将中国历代的改革分为改良（如王莽改制）、变法（如王安石变法）和革命（如辛亥革命）三种不同的层次，并认为中国的古代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变法与改革史。
紧接着，宋时磊老师又对中国历代改革的逻辑进行了分析：在朝代之初，总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法制体系，随着朝代的发展，土地兼并、贫富差距等越来越严重，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于是，至朝代中后期总有开明的君主或是仁人志士开始领导变法与改革，不过变法与改革并不能彻底解决社会危机，社会矛盾反而越积越重，最终导致朝代的崩溃，于是又有新的朝代建立，重蹈覆辙，如此这样，循环往复，似乎永远也走不出历史的轮回。
    认清中国历代改革的得失对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之所以将王莽改制与王安石新政相提并论是因为两者均是系统的综合改革，都有着相似的命运，且时间跨度也相差无几。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是拥抱过去的改革，而王安石新政是面向未来的改革，它们代表了中国古代改革的主要的两种不同形态。
    王莽于初始元年（公元8年）接受刘婴禅让称帝，改国号为“新”，开启了王莽改制的序幕。其以古文经学为指导思想，以新朝代行旧事，将儒家理想奉为政治信条，兴学术，改官制，修庶政，均贫富，兴教化。总体来说，其改制多效仿先秦制度，以失败告终。
    北宋王安石则恰恰相反，其秉承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变法精神，以荆公新学为指导思想，大刀阔斧地变革先王法与祖宗法。其以“经术造士”的思想，废诗赋取士旧制，以经义策论取士，使一批新进之士取代反对改革的旧官，同时改组太学，培养改革人才，传播革新思想。
    具体而言，王安石新政所涉及的变法内容主要有：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以及保甲法兵制改革。其中，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有较多创新，均输法、农田水利法取得较大成效。
    不过，历代对王安石变法评议繁多，褒贬不一，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研究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传记、变法史的专著90余种，发表论文约千余篇。有人认为，王安石变法与民夺利，任人唯亲，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导致北宋灭亡；也有人对其大加褒奖，认为其改革为理财式改革，倚靠经济方式盘活了国家财政，如梁启超就认为“青苗法是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免役法与今世各文明国所收税之法正同。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三民主义思想与其相吻合；国民党训政与当局倡导；社会主义思潮的引入。”（《王荆公》）
    总的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措施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不相称，即使其理念非常先进，但也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宋时磊老师认为，王莽改制与王安石新政对当今的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应该与所处的时代相适应，既不能开历史的倒车，也不能太过超前，否则总会以失败告终。 

（整理人：胡德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