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的专家视点下来，思考很长时间，用什么样的内容来为全年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几经比较与选择，还是回答一下什么是中国特色的质量管理体制的发展道路，梳理一下历史，我们可以看看中国质量道路发展的历程。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质量管理分析
    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统计，在公元元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26.2%；在公元1500年，占世界GDP总量的25%；在公元1820年，占世界GDP总量的32.9%，长期居于世界的第一位。在对外贸易中，无论是古代丝绸之路发展的鼎盛时期，还是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都处于贸易顺差。甚至鸦片战争的爆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英国对中国贸易的逆差而造成的。秦汉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其基础也是来自于“车同轨、书同文”等质量标准的建立，无论是长城等大型公共工程的建设，还是战车一日千里的可靠性，都源自于优秀的品质；唐宋时期，丝绸之路所输送的精美丝绸及其他生活消费品，交易远达西域各国，东京（今河南开封）作为已达上百万人口的城市，各类商品交易的繁荣程度在《清明上河图》中有生动的描绘；元明清时期，已能制造承担远达非洲东岸的复杂性海上运输船舶，甚至建立了完全基于信用支撑的贸易远达俄罗斯圣彼得堡的银行体系。历史事实可以充分证明，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古代灿烂文明，其突出的标志就是拥有良好的质量和信用。
    中国传统社会良好的质量和信用，与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制度环境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有限产品的交易空间大都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这一有限的交易半径，实际上形成了“熟人”对产品质量的有效约束。虽然只是一种原始的交易形态，但却是一种事实上的市场质检管理机制。在皇权不下县的背后，古代社会的宗族作为血缘与地缘的结合体，为了维护本宗族的利益，在地方公共设施的建设中，也进行严格的质量管理，特别是在商品交易中所形成的商帮、会所等行业组织，更是对本行业的质量等交易内容建立了严格的行规来进行自我约束，实际上具有了对质量进行管理的社会组织功能。政府在修建城市、皇城和大运河等大型工程中，更是有专业的质量监造官，并在工程上刻载相关责任人的名字，已经有了政府的质量监督和管理。特别要分析的是，中国儒家所提倡的“信近于义，言可服也”等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对商品的生产和提供者也形成了强有力的约束，实际上是整个社会所普遍存在的质量的“隐性制度”。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社会的质检管理，既有初级商品交易中所形成的具有市场约束的机制，又有宗族、商帮等具有质量自治管理的社会管理，还有政府直接的质量管理，实际上是各个不同主体都参与到质量管理中，无论行为多么原始和初级，背后的规律就是：传统社会的质检管理是不同主体的共同参与，加之文化所形成的“隐性制度”的作用，才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拥有了良好的质量和信用。

    二、中国现代社会的质量管理分析
    民国建立之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除了政治、社会体制外，市场经济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中国的轻工业，如面粉、纺织、火柴、搪瓷等行业的产品质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某些日常消费品质量可与欧美国家产品媲美，并出现了荣氏兄弟、刘鸿生、张骞等为代表的知名企业家。其他产业的质量也因为水平的提高，而满足了国内的需求，20世纪20年代国产汽车已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出现，国内生产的自行车、收音机等产品已具备一定的质量水平，使得这些产品不再完全依赖进口，同时开始进入百姓家庭。以信用为支撑的金融业更是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上海奠定了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至抗战前夕，上海有数百家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上海黄金市场成交量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外汇市场由于汇丰等银行的巨大吞吐，成交量亦居于亚洲各国的前列。
    分析发现，民国时期的市场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育，竞争当中的广告、品牌等质量要素，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虽然交易半径较之传统社会有了很大的扩展，但相对自由的市场竞争，对质量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的激励和约束作用，这可以说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在社会的质量管理上，与传统社会相比最大的跨越。民国时期，先后颁布了多项与行业组织有关的政府规定，这些规定对于主要是同业公会和商会等组织的治理和管理，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在当时的各个工商业领域中，都建立了相应的同业公会，这些组织对于本行业的质量、标准、职业道德、欺诈及处罚，都有具体的规定，已经具有了现代意义的社会组织对质量进行治理的方法。也是在这一时期，参照国外发达国家的做法，沿用清末在部分海关由国外直接建立的质量检验机构，正式成立了上海的商品检验局，并制定了具有政府法规性质的《商品出口检验暂行规则》等文件。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质量管理分析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严酷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国家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从而建立了基本上以苏联为范本的全面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这一大的体制背景下，政府开始全面介入企业具体的质量管理。尤其是在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所有的企业，包括农业生产在内的全部经济行为，都被纳入到了政府的行政管制之下。这就进一步地固化了政府对每一个生产主体（这些生产主体实际上都是政府管制下的一个车间）的质量行为的管理，这种全面行政化的质量管理体系，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有利于我国迅速建立比较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推动企业开展基础的质量管理活动，尤其是集中国家的力量在重工业、航空航天等领域，形成了以高可靠性为核心要素的质量能力。但是，这种以国家的行政力量建构的社会质量管理体系，也抑制了作为产品的供应者——企业的质量自我进步和发展动力，只能被动地听命于实际上是某个政府部门的质量指令，即使是当时具有较高质量水平的上海牌手表、凤凰牌自行车，也不具有质量的内生发展能力（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市场竞争中，这些高质量产品的生产企业被淘汰出局就是证明），而只是政府集中各方面优质资源的结果。所以，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除了极少数的、与政府发展战略有关的重工业和出口创汇产品领域外，面向老百姓的大众消费产品，其质量水平普遍不高。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从根本上还是因为单一的政府质量管理，并不能解决质量的发展。
    正是因为这一体制性的弊端，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发展，中国开始改变单一的政府质检管理体系，着力于发挥市场在质检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在商品领域的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建立，加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随着企业在商品领域的公平竞争，促进了我国以产品质量为核心的各领域质量水平的全面进步。尤其是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产品制造国、最大的出口贸易国，更是充分证明了市场机制对质量的进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中华民族2000多年来，通过多种探索和各种挫折，所摸索出来的质检管理最重要的治理之道。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至今也不过30余年，真正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20年，市场的不完善、中介组织的不发达、市场主体发育的不成熟，加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习惯性的行政化质检管理转型的压力，导致目前出现了质量安全事故频发、消费者质量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企业不能真正承担质量主体责任等多种质量问题。产生这些问题背后的体制性因素，除了我国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外，还与政府在质检管理中没有完全摆脱计划体制的束缚，过多地干预企业微观质量行为有关，加之某些环节的质量过度规制，形成了事实上的社会要求政府承担质量安全责任的体系。这种明显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质量责任体系，不仅人为地放大了政府所不可能承担的质检管理职责，而且也不能充分发挥市场对质检管理的作用。此外，整个社会组织发育的不够，尤其是维护消费者质量权益的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又导致社会力量不能有效参与到质量治理中。
    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在质检管理上走过一些弯路，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的质检管理体制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路径，那就是发挥市场在质检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充分地发挥政府在质检管理中的制度建构和统筹各方的职责，加之有序地发挥社会组织在质检管理中的作用，也就是让市场、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到质检管理中。这既是中国2000多年质检管理发展的历史脉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当代要求。